堂哥和我争女人
堂哥和我争女人
别梦寒
因为一个我们都不曾认识的女人，我和堂哥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经历了20世纪6、70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江山之后所历经的最为凶险叵测与多舛的时期，人们时刻都在担忧今晚能不能挺过去，明晚是不是会被饿死。
不管童少年的生活多么不易和艰辛，但在跨过了人生的激流险滩后，于青年、中年或者老年时，对其中片段的记忆仍是那样深刻清晰与不朽。在艰难困苦，充满绝望和绝望般的希望的岩石的缝隙里，乐趣的种子经过曲曲折折的挣扎，长出了鲜鲜嫩嫩的幼苗，在经历了世间风雨，人间沧桑后，茁壮成一颗挺挺拔拔的大树，繁衍出一片茂茂密密的森林，再给人一块郁郁葱葱的阴凉，一腔纯纯净净的呼吸。
我和堂哥汉林就是在彼此跨过了各自生命的雷区后的上世纪6、70年代的一个飞雪的时候，为了那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女人，矛盾终于爆发了。
我有两个伯父。大伯父有三个女儿，二伯父有三男一女，父亲育有我们三男二女。据我们的婆婆（祖母）说，我们的爹爹（祖父）是在193x年外出回家过襄河时发生船难溺水而死的。婆婆是裹小脚的，那脚虽说不上是极品的三寸金莲，可却不超过20公分。
裹脚的女人在殇夫和被休弃后总是终了一生的。
婆婆给她的三个儿子传承的是一栋三间三拖的正屋，一间厢房和一间偏房。
不用说，这些建筑除了极少数的砖外，大多数都是木结构。在厌倦了钢筋水泥几何形的现代建筑之后，木结构的瓦屋给了我们一种古旧沧桑但亲切温馨的向往。
祖传的规矩，正房只有长子和幺子有权居住，中间的儿子只好等而下之。
父亲是幺子，和大伯父享用南北的正房。也是规矩。大南小北。大伯父住南边正房外加一间偏房。我们住北边正房再加一间厢房。二伯父占据整个正房后半部的两间拖檐子（它们分别从两间正房和堂屋后延伸而成，故名拖檐子）堂屋后面那间是婆婆的卧房。二伯父在正屋后面盖了间厨房。堂屋是我们三家的公共场所，里面有一张大方桌，也是公共财产。哪家有了客人或举行大型庆典，就使用堂屋。平时吃饭就在各自的领地，免了大人间的相互攀比，小孩间的互相炫耀。
不知是在哪一年的x月x日，大队的电工挨家挨户装广播。一个小木盒子空起后边一块，按进一个圆形又像从一只圆锥形前部切下的东西，嵌在盒子中。盒子的前面绷着块布。到了每天固定的时候，盒子中就会播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播放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新闻，播放大小队的通知，也播放样板戏和中外电影的录音剪辑。大队也装了一只高分贝的广播，绑在一颗最大树的最高处。到了某一时段，我们家里的广播就会播放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散文、诗歌。其中毛主席的词《念奴娇.鸟儿问答》里有“……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的话,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幻想，特别是我们男孩对烧熟的土豆中再放进牛肉的饭菜充满了无边的向往与憧憬。我们相互指着对方大喊大叫：“不须放屁！”“不须放屁!”再后来被我们篡改为符合习惯的口语：“不准放屁!”,“不等放屁！”这首词在大队的高音广播中每天地播放，在与别的大队的高音广播形成呼应后，远远近近地响成一片，像极了一群人在呵斥对方闭嘴，不再放屁的壮观场面。当然，我们最喜欢的是播放电影的录音剪辑。
那时候，我们使用的是洋油灯，连补衣服裤子的线也是洋线。我们使用的一切东西都与洋结下了爱恨交集又难以摆脱的纠结状态。电影里的电灯电话我们只在镇上和公社见过。它们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外国人或外星人用的物品，我们能看到已是三生有幸，至于去触摸一下是万万行不通的。
电灯电话给我们小孩的虽是不尽的羡慕和谜语般的奥秘，但它们始终抵挡不了我们对广播的向往。那里面不仅播放样板戏，也播放电影的录音剪辑，还有男女播音员甜美、生硬、平和、愤怒、激昂、铿锵的声音。
在电影的录音剪辑中，播放着同志加兄弟般情谊的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录音，但更多的是苏联老大哥的电影。其中的《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是我们的最爱。但我们更爱的却是广播中女播音员的声音和对她的模糊想象。
在堂兄弟中，汉林和我的年龄差距最小，他只大我一两岁，所以我们常在一起玩。他的块头大，拳头也大，握起来像生产队馿子的蹄子。碰到外面有人欺负我，我就告信他，有时他可以很快帮我报仇，有时就瞪着我说，你是吃牛屎不认堆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打不赢别人找的由头。
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蹄子一样的拳头会为了我们都没见面的一个女人落在我的身上……
一个星期天，下着雪。我们都穿着袖口浸润着鼻涕又光滑的布袄，双手捧着放在腿间的火烙钵子（陶制的保暖炉具，有提把）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在堂屋听着广播中那个女人亲切的声音，广大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下面我们将为你们播放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录音剪辑，请注意收听。
这天，伯父伯母和堂哥堂姐都到田里挖围沟去了，家里只有我和堂哥留守。大伯父是大木师傅，队里的农具添置修理，哪家起屋造厦，厨房猪圈，都是大伯掌墨和指挥。大木师傅区别于专给人打制家具和生活用品的小木师傅。今天，大伯父到队里修理农具去了。
生产队在计算工分，年底决算，分发款物时是以三家户头进行的。但广播这种特殊的，不收费的东西大都是按一个户头来的。它安装在堂屋我们房外的中柱上。这大概是父亲是大队贫协主席的隐形福利吧。
这个女地的声气（音）好好听。堂哥说。
是好听。我也有同感，只是我没想到用嘴巴说出来。我对这种声音和它的朗诵者作过许多朦胧而又神秘的想象。我不知道她是坐着、站着，还是走着在说话，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牙一定很白，眼一定很亮，发一定很长，脸一定很美。而且她的衣裤肯定没有补丁，嘴角一定会有两只酒窝。她一定比我的姐姐和堂姐，比我看到的全部的女的都要好看。她们除了都穿补丁衣服，还会瞪着眼睛骂人，又会暗暗地和我争吃抢喝，更不愿给我洗衣服。婆婆有了好吃的，她们总能找到后独吞。
我要是可以碰到她就好了。堂哥说。
我也是。
就是不晓得她住在哪里？堂哥说。
又问不到她是哪个队里的。我说。
那哪样才能够找到她呢？
不好找呀。我们忘记了聆听列宁同志的演讲。
要是能够碰到她就好了。堂哥憧憬着。
碰到了你也不认得她呀。
我可以猜呀。
你说她长得哪样？
反正肯定满好看。
那你说她好看得像哪个？
她肯定长得像小常宝，铁梅，喜儿。还有阿庆嫂，还有……反正好看得狠。堂哥眼里有门外白雪映出的清澈的光。
我的心里有酸酸的味道。我也经常把广播里说话的这个女人的长相想象得和堂哥心里的一样，甚至把她想象成了苏联、朝鲜、越南电影中的女人。我们学校有时会发免费的电影票，逢年过节有时也能看到室外的电影。那是公社电影队在各大队巡回放映的。夜晚的禾场上，在两根杆子间扯上一块白白的布，电影机子像手电筒一样往布上一照，布上就有了人，他们能说话，能打仗。
我不喜欢阿尔巴尼亚的女人，她们的鼻子又尖又高，眼睛又大又凹，夜里碰见了，可以吓死人。但朝鲜女人就不同，不管她们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视觉角度，她们那贤淑、端正、温柔、多情的眼神和身材，都会给少年的我带来不能确认但依稀犹在的向往和冲动。
汉林堂哥和我在对广播中这个播音的女人的想象上的深度与广度上是不是一样，我不敢问他，只是我强烈地感到，他不能对这个女人的想象与我有丝毫的雷同。我敢肯定，我对她的想象比他对她的想象要早得多，也广得多，更深得多。我能想到人家苏联、越南、朝鲜和在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的女人们，他能吗？
我有些沮丧，更有些气愤。
你碰不到她的。我说。
我为什呢碰不到她？堂哥问我。
她看到了你屁股上的补丁就要躲开。堂哥灰色棉裤的屁股后面补了两块巨大的黑布。
你的膝腿巴子呢？堂哥反讽我。我的膝盖上也有两块补丁，但颜色相近，还没他屁股后的大。
有时我想，要是我能碰上她，一定请她吃颗冰糖，给她一支带橡皮的新铅笔，再就是把我过早的那碗稀饭让给她。当然，要是我和她能看场电影，说说话，闻闻她身上的味儿，就再好不过了。
我的膝腿巴子隔远了，她看不到。我说。
近了呢？
近了她不过细也看不到。
可我的屁股在后头，她也看不到。
她就从你的后头来。我说。
她要是从前头来呢？
肯定不会的。我说。
肯定会的。
肯定不会。
肯定会。
不会。
会不会？堂哥突然站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尖，逼视着我。
不会！我也站了起来，仰起头，加重语气说。
会，还是不会？！堂哥放下火烙钵子，将手指移向我的眼前，满脸怒气地吼叫。
我的父亲是大队的贫协主席，平时经常有人叫他主席，想来这个官也是很大的。而二伯父只是一个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大队长一句话，二伯父嘴都不敢犟半句。
肯定……不会。我大着底气说。
肯定……会。堂哥一拳砸在我的肩上，我被突如其来的冲击力撞在地上。我手中火烙钵子中的草木灰一半撒在地上，一半撒在我的身上。我站起来，抓起屁股下的椅子，举到一半被他挡住了。我用脚踢他，他躬起腰，撅起补着丑布的屁股，另一只手挡着我的双腿。
会，会，会，肯定会的。她肯定会从你的后头来的，他肯定会走在你的后头的。我高声叫着，脚踢不到堂哥，就朝他吐涎。
堂屋里的光线一暗，门外一阵急促的金属着地的撞击声，大伯父从门外进来，一手抓住椅子，一手拨开堂哥，你们两个打什架？你看看你长（高）他好多，大他好多？还打他？
我还想找件东西扔向堂哥，报那一拳之仇，被大伯父拦住了。他说，你吃牛屎认不认堆坨。嗯？大伯父的木匠手艺是稀有技能，二伯父是生产队长，所以他的事情干完后可以提前放工回家。
大伯父问清了我们扯皮打架的原因，可我和堂哥都饱含委屈互相敌视着，我和堂哥的父母也都回家了。大伯父把他们都召进他的偏房，我们三家的堂兄弟姐妹有的去做饭，有的站在堂屋等候处置。不一会，偏屋里像说起了一件别人家的趣事，三个妯娌哄然大笑，两个伯父也被烟呛得咳嗽不止，满脸通红。
当堂哥结婚的时候，大伯母问他的新娘子，你以前是不是在广播里说过话？
在我结婚的那天，二伯母问我的新姑娘，你往回是不是在广播里说话的女孩？
2018/5/21于绍兴上虞 别梦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