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往火里跳》读后感100字
《想往火里跳》是一本由走走著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想往火里跳》读后感(一)：一个“小读者”不足一提的感想
认识走走老师，是从谷臻的公号平台开始的。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我偶然一次在微信上搜索科幻小说时发现了空间站的公号，于是把一篇正好才写完的小说投了过去，当时我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为了我创作的契机。 实话说，最开始的创作很大程度是为了每个月几百块的零花钱，谷臻从来没有拖欠过作者的稿费，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在空间站写作的那两年，我竟然有了一种“成为作家”的快乐，虽然我知道我离这四个字还是很远。后来公号不做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出版业的黄昏”也变成了我，一个创作者的个人的黄昏。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写作，直到某个征文奖唤起了我两年前的一些回忆，我开始为一些别的东西重新拿起了笔。但很遗憾的是，我还是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而写——是为了一些钱，还是为了感受“成为作家”的快感？后来我意识到，其实我只是想证明我还可以写，我能写出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意义更多是对我自己而言。 二零二零年前半年的时候，走走老师参与了一个线上的分享会，我借着机会要到了老师的微信。后来的某一天，我想起那次分享会的主题，非写不可，我忽然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因为想写所以写，因为热爱所以创作。这也是支撑我在一段黑暗日子里的勇气。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走走老师让我看见了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真诚”，创作可以是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也可以是为他者带来意义的东西。在《想往火里跳》里，走走老师用西西弗斯的神话来比喻自己，我也很爱加缪阐释的西西弗斯，在永恒的荒诞里寻找“我”的存在，因为创作所以创作，因为热爱所以热爱。 现在想来，这也是很多年前的那个男孩第一次在word里面打出一行字时，最炽热的情绪。 其实二零二零年的停笔很大程度是因为准备考研。某种意义上，走走老师的博士生涯也给了我启发，让我看见创作学科，以及文学的潜能足以让这个世界更好。“想往火里跳”，与我而言，是看见了火里有光。 好像有点偏题啦。总之，我相信这本书仍然会让我看见在创作之路上还有什么东西等待着我，也期待着走走老师新书的大卖~以及，还有一句迟来的道谢：谢谢有这样一位前辈照亮了我的创作之路，走走老师，我们江湖再见！
《想往火里跳》读后感(二)：秘密坐在其中
上一次见到走走老师是在去年 8 月，当时公司刚刚搬离原来的老洋房。那天我带着实习报告找走走签字——其实很不可思议，文化产业流动十分迅速，我还只是一个本科学生，却已经实习了 3 年之久。“实习生” 这一称谓似乎总与工作责任保持着距离，也有一点可以犯错的权利，但工作半年后，我就更倾向于把自己当作这家公司的“兼职”员工——虽然走走老师好像一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从始至终，她对外都介绍我为“科幻公号的编辑”，有时还会补上一句“上海交大的学生”，贴心地略去了我的专业背景。
正如你在小说文本看到的那样，我们更习惯将这位给自己发了 3 年工资的老板称呼为“老师”。前者很容易随着雇佣关系一道结束，而“老师”这一称谓则显得无所不包。可能也只有在文化行业，所有职位都可以借“老师”一词含混过去，我也得以在学生时代提前透支了这一称谓的殊荣。
如果要记叙我和走走老师的第一次相遇，我们很有可能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甚至会成为又一个多声部的小说。真正的第一次照面可能要追溯到六七年前，当时我参加了一场创意小说比赛，走走被誉为“冠军导师”，她总是能选中第一名的选手。颁奖礼那天，她就像自己以往作品中的那样穿梭在嘉宾中间；除了最终唯一的第一名外，她还加了好几位选手的微信——没有我的。一个扩展版的冠军名单，还是没我。以至于两年后我在她原来的办公室再次见面时，我会如此地紧张局促。
那时公司还只是想要代理一批小说版权，等到我正式加入成为编辑一员时，团队正处于第一轮融资阶段， 而我正处在大学的第一学年。我是在顺利融资后，才得知团队前合伙人故事的全貌——原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但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没有什么真实感。未来似乎会很好，甚至连“似乎”也不用，就是会很好。当时的我对自己，对一切都没有什么认知，我的职业理想就是做一名成功的编辑，像走走老师那样的。
当时一位朋友听了我的理想，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她可是一个能做总理，或者外交部长的人。”
好吧，其实我也始终承认，我没有办法像她一样，不是能力问题，是“属性”问题。但颇为残忍的是，由她创立的公司，还是遇到了困难。我们这些兼职的编辑不需要坐班，绝大部分任务都是由走走直接指派，所以我们与老板的关系可能要比同事更密切。当时她自豪地告诉我们，这是“扁平化管理”；她小说里可能用了另外一个词，叫“过家家”。
“过家家”其实也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好，甚至据我了解，很多文化企业、出版社还远未达到“过家家”的水准，尚处在“窝内斗”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其实也很严肃——就以出版业务而言，我们其实产出了很多优质的作品；缺少真实感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并未受到许多常见的“压力”：公司从未将阅读量、版权转化数、导读本销售量等指标摊派到编辑身上。你也可以在这本小说内可以看到，压力都集中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那天除了实习报告需要她签字，我还带上了她刚刚再版的小说集。我特意确认了一下，以往的作品没有序跋，确实都是她的刻意为之。那时的我没有想到，她的原则很快便会在下一本书中被打破，而我居然也成为了“破例”的参与者。
我一直认为，走走的小说是属于能激起创作欲的那类作品。这可能要归功于她几近赤裸的坦诚，大部分写作者如我，在面对自我的课题上始终缺乏类似走走的勇气。当然，这也有使得小说沦为八卦手册的危险，或是成为落入其他人手中的软肋。我在 2019 年的 10 月收到了这部小说的某一稿，小说的阅读冲击很大。
“这部小说或许能给你的写作生涯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因素，或许你可以期待一下。”
这是我阅毕后告诉走走的直接感受，当时我在微信里劝说她多找一些“名家”宣传，她则反复推托。我们对文本都有了不一样的担心：我害怕小说会给合作伙伴， 或是其他人带来关于作者的负面印象，她则害怕自己的小说太不克制，太像“怨妇”。
怨妇，多么沉重的审判……当我在为这本书稿写这篇文章时，小说内其实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动，许多更真实的细节已经删去。作者在创作谈中坦诚，这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小说，我认为这实际还是一部“避免沦为怨妇”的小说。并非所有的失败者都会成为“怨妇”，这种哀怨并不限于爱情、亲情，也包括了对同事、成员的感情。“怨妇”则几乎是对少数敏感但又坚持情义者的重击。
走走老师允许我以任何形式写这篇文章，那么我希望我的这点小小文字可以成为这个故事的又一种声音。
在她周围工作的体验确实很不错，虽然这一切也未必全然顺利。曾经因为一次工作失误，我们面临着许多作者的质问；我们将毕生的小心、礼貌与修辞投入到几条道歉的微信，等待着对方漫长的批评；事件好像解决了， 但没过多久又迎来新一轮的爆发。当然，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我们又能毫无负担地交流起各自对几位作者的看法。
总体愉快的工作体验可能从招聘之初就能找到端倪。一次饭局上，走走曾告诉我们，她曾因为一位装修工人喜欢某一位知名，但又没那么知名的中国诗人，从而决定请他负责家里的装修。“最后的报价可能有点高， 但是整体质量用料都很好。”我记得这是她的原话，这里的“但是”很微妙，有相同文学趣味的我们，可能也会因此轻易地得到她的满意与认同。
又是在某次饭局上，我问了我一直好奇的问题：为什么走走老师会离开原来的杂志社，选择创业？我必须诚实地说，当时走走给出的答案我已经全然忘记，我只记得自己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这一疑问也成为这部小说隐隐回应的一个主题。
最后回到小说的标题。“想往火里跳”写出了某种神秘的欲望和感召，火焰既能对生命产生吸引，又或能将其蚕食殆尽——这其实也是创业辩证的两面。这个题目让我联想到了弗罗斯特的《秘密坐在其中》：
我们围成一个圆圈跳舞、猜测而秘密坐在其中知晓一切。我们是挽起手绕着火堆跳舞的人，这部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两种声音交错展开，其所围绕的，试图接近的，何尝不是一个炽热的秘密？
《想往火里跳》读后感(三)：水下与钢索
我和走走相识于2016年3月，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和走走见面的日子，就是我去杂志社实习面试的日子。
为了大学强制要求的大三下学期的实习，我牵了两条介绍的线，一条是我从大一认识的诗人前辈，一条是我的论文导师。两条线通往一个地方，简历都交到杂志社手上。灵性迸发，情义关照，我想这绵长地存在于走走待在杂志社的十四年，一种并不普世的规律，一颗将人越圈越牢的糖衣弹。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经历，与走走在《想往火里跳》提到的“第二种生活”不同，作为一个尚未满二十一岁的中文系学生，我似乎在回放走走曾经踏上的第一种生活。甚至那次面试，我穿了一条绿裙子，主编对着走走说，“你看她和你那时候好像。”多年以后（真没想到我和走走之间也用得上这个形容），这句带着甜蜜纽带的甄别话语并未通灵一般地实现，踏入文学领域后第一篇长篇小说的实现，是否应该继续读书，我们几乎很少有达到共识的地方。
这种难以达到共识还体现在，我觉得她比我勇敢。
我知道从2018年左右开始，她开始怀疑周遭的目光是否善意。就像她在文中反复提及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从同行到曾经合作的作者，我也相信她的生活实际并未如此地覆天翻。当你沉浸于一片水域，你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更加畅快地呼吸，如何闪避不及防的暗礁，那些令人失望的变化，都是岸上模糊的剪影，隔着一层透明的水雾，他们的概念很不清晰。
我这样说，是希望观望的人群不要观察过水底人的挣扎后，开始自觉手边的咖啡更醇厚，脚底的沙质更松软，要知道那片水下才是人群没有到过的地方。
大概也是16年的某一天，在副主编办公室，走走好像匆匆地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在杂志社的那近两年时间里，她总是这样匆匆的，曾经为了帮她打发一个不太想见的人，我和同办公室的学长赶去杂志社附近的本帮菜馆，走走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戴着防花粉的口罩，从我们身边经过，我脑子里不知哪条线没有牵对，偏身拦在走走身前想和她打招呼。直到坐在菜馆里，我才问身边的学长，“我刚才不应该跟她打招呼是吗。”
“当然啦。”那个一贯就觉得我太幼稚的学长没有表现出什么惊讶或埋怨。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人想要避开别人，我当然不能在生活里把她认出来。这是一桩没什么好说的小事情，但我总想起它和我们后来生活的对照，比如这种寻常的避让长久地存在于我和走走之间。
回到16年的副主编办公室，走走在匆匆走过之前，告诉我们她和来自法国的先生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甚至办好手续的第二天，她就跑到了汶川地震的前线采访。那是一种隐秘的骄傲，摒弃仪式后换来的自由。
虽然那时候我比现在要年轻，但我已经知道我不会是这样的，我肯定要一项不缺地好好结婚，也像今年年初爆发新冠疫情后走走说的，幸好没有孩子，不用担心其他棘手的事情。她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觉得这样的境况下，我会庆幸有个孩子，可以掩盖棘手的事情。
我就是这样一直不勇敢地生存着的，不敢抛弃应有的那条线，但我也不是站在岸上的人，我的不勇敢更多地是想图一个清净，我已经这么做了，请不要再来烦我了。战战兢兢地行于半空，但为这种平衡感沾沾自喜。
从杂志社离开，我和走走参与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议都是开在咖啡馆或是饭馆里，她所经历的冷冰的挑高的天花板，簇新的商业楼，我都没有经历过。近四年的时光里，我参与在一场创业风暴里，仍然过着青年作家的生活。这是一场毫无争执的拉锯，她总能觉察出我的不高兴，我想退后，她就让我退后了。她在小说里写着，她组建的这支年轻的队伍，似乎都有着想要实现的写作抱负与期望。我是这样的，如此想来，走走似乎不是准许我的退后，她甚至将我推远了。
我避让她作为生意人的这一面，她知道我在想什么。年前她和我在面馆见面，商讨一个方案，她进门的动作总是相似的，要在坐下之前说些什么，似乎这样能节省更多的时间。吃完面我们去了隔壁的咖啡馆。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面让我想起和大学朋友们的一次春游，我们协力翻过一片不高的栅栏，在杂草丛生的河流边走，河水没有奇怪的味道，春风和阳光也都很好，我们还在刚抽芽的柳枝和冒得过高的竹笋前面开了很多玩笑。再然后我们坐公车去了某个公园，奇怪的招牌、喷泉、孩子，都点水一样触发了我们浩荡的队伍。我不知道我的情绪是从哪一刻开始变化的，经过一片健身器材的时候，我突然好想休息一下，我告诉自己，动起来，踩一踩那个看起来很傻的踏板，坐到跷跷板另一头也可以，哪怕站着，站在高高的狭长的金属杆前面跟他们聊会儿天。可是我就是动不起来，我坐在长凳上，也不想回家，如果我想回家我肯定会说的，可我也不想躲进面前的和乐融融里，虽然他们都是和我相识很久的亲密的朋友。
那次春游的感觉全部涌流向咖啡馆朝街的透明玻璃上，几乎要向我喷涌而来。我还是提醒自己，不要再做让其他人伤心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一点装模作样的能力都没有了，不开心总要不合时宜地写在脸上。是的，从那次在楼梯上叫住走走，我就开始不合时宜了。走走坐在我身边喝着巴黎水，提起了很多个话头，最后，我能明显感觉到她语气一转，问我，“你最近在写什么。”
我也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表现得太开心，太对写作感兴趣，仿佛这个事情上只有我关心写作一样，不是这样的。可我就是没办法控制地提高了音量。好像非得告诉别人，我只关心这个，这就是我关心的，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我就是一个乐于标榜自我多么纯粹的人。不是这样的。我全没有让任何人难堪的想法，但好像总把人弄得难堪。那次春游里有一位朋友忍无可忍地告诉我，“如果你这么不开心就别待在这儿了。”我该怎么解释我也并不是那么不开心，就像在咖啡馆里我该怎么解释，我并没有那么纯粹。
可是走走从那一刻起就只和我说写作的事情了，从咖啡馆出来，直走到她需要转弯的街上，都在说写作的事情。我开始觉得我给自己找了太多纠结的理由，我之所以这么愤怒，可能是被什么人猜中了，我在春游的时候的确只想走开，而面对正处理着商业事务的老板，我也只想聊写作的事情。这是真的，所以我才愤怒。
生活里无数次狭隘的避让告诉我，我真的在乎的是什么，一旦这“在乎”进入脑子里，它就长久地盘踞不会缺席了。我知道多年前想要创业的走走，真的被什么“在乎”进入了生活，为了这股消散不去的“在乎”开启一段新旅程，又怎么称得上是选择呢，我们都是不得不为之。我从不觉得人生无悔是气话，我只觉得人生有悔也没用。不是一切无法从头来过，只是从头来过还是会那么选择。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有被“在乎”裹挟的经历，走走在小说里总提到关于年龄的焦虑，但拥有咖啡与细沙以外的选择，真的是一件很年轻的事情。
我的同事之一，曾多次提起关于一趟黄山的旅行，在山脚下黑暗的村寨里闲逛，几乎迷路的爬山历程后迎来的日出。她给我看了手机里很多的照片，的确是很美妙的一趟旅程。那次去黄山，有几乎其他所有的员工。我的这位同事每次都会在复述过往之后加上一句，如果那次你也去了就好了。
其实我根本忘记了那一次为什么没有去，但隐隐地知道原因之一。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高中就交往的好友经历一场很大的手术，她给我打电话要我陪她去，那是一场与人生标记有关的手术，和其他什么事牵连在一起，想到我也要成为事件的一份子，每每提起这件事我都置身其中，我就觉得寒意来袭，如果这场手术只与健康变化有关，我会毫不犹豫地过去的，可是它偏偏与事件有关，我不想成为标记点之一，现在想来，依然觉得无比残酷地拒绝了。我想我不去黄山，也有这样的心理作祟。我不想成为一次记忆深刻事件的其中之一，建立那么深刻的联系，提到人生中美好的事件，意外的冒险，神谕般的日出，提起陪同的人里，竟然有我一个，这是对我来说无法承受的过于亲密的关系。
像小说中年轻作家和走走近乎一夜的长谈，我可能永远都做不到，成为难以忘怀的“那个夜晚”，我知道这条细绳一样的旅途会走得很辛苦，不至于陌生疏远，但也不至于亲密无隙，但我一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甚至这样的晃荡总让我更加舒适，默默调整一个适宜的范围，一分一厘也要保持平衡。
这与我的那些避让都构成了关联，只鲜有几次，我暴露了真心的愿望，整个大学四年我都在写诗，毕业诗会上我在寄语上写下“你的好时候不多”，几年之后，当走走面临经济风波，不得不统一降薪时，我在和她私聊的窗口，忽然把陪伴我多年的绳索拉到了一边，我告诉走走我会看着她走到好时候。这是我维持平衡时的一个小小偏离，但我是真心实意想这么说。
另一次亲密不需要我自己维持，我只需要把它藏在心里，像是充盈着绚烂泡沫里唯一白炽的光，洞口一样化成一切来路的原点，我知道走走肯定忘记了。我刚毕业那年，在上海书展结束的聚餐上，作为新人编辑我尚且不懂关于很多饭局上的话术，置身虚无的推让夸赞里，抓不住哪部分是真切的。结束后上海下了一场雨，我们从饭店门口走到出租车那里，走走突然揽住我，雨伞偏到我这一边，她穿了一条黑色无袖的裙子，胳膊和我的黑色衬衣碰在一起。我知道那是一场急雨来临时，只为尽快处理突发事件的收尾工作，这份亲密也实在浮于表面、不无不可。但那是钢索偏离的一刻，我还没来得及打点关系，计算好这次该进退多少。我想我未来还有很多计算的时刻，也再不会像这样粗糙地失手。但谁又能说得准这是不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呢。
以上不是什么我作为同事、下属给出的关于走走创业史的共感，是四年时间里，一个推拉避让，维持自己那套可笑逻辑的青年人，妄图展示与走走生活近乎平行的不相通，感谢走走一直尽心保持我钢索的平衡，即使她可能在第一眼就知道，那个穿绿裙子的小姑娘跟她一点也不像。
《想往火里跳》读后感(四)：置身事外与涉身其中——评走走小说《想往火里跳》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9月16日，总第4499期，第六版，被《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转载）与《文学报》（2020年5月14日，总第2438期，第七版）。此次推送是完整版，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置身事外与涉身其中——评走走小说《想往火里跳》战玉冰 在我试图想要谈论走走的这部新书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言说上的困境，即我该如何选择自己言说的立场？是以一个置身事外、完全中立的文学评论者的身份来分析这篇小说；还是从一个对小说里诸多事件的现实原型多少有些了解的参与者的角度，来拆解一些小说情节真实与虚构的边缘；抑或是站在一个见证者的位置上，来对小说或生活中某些事件或人物，提供另外一种理解或看法？这看似是一个可以用“有一说一”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实际上却牵扯到评论的边界与限度、言说的目的和意义，以及表达者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一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走走的这篇小说和她自己近两年的实际经历牵扯太过紧密，甚至有血肉相连之感。大到从一个作家到创业者、从文学圈到商业圈的跨界转型，小到投资公司请吃的“一碗他们食堂下的面”等末端细节（那碗面我恰巧也吃过，印象中味道确实还不错），都能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与原型。由此，我们来看小说主人公“走走”看似无比驳杂的人生经历：诸如作家、编辑、出版人、创业者、团队老板、70后商场女性等多重社会分身，以及跨国婚姻、癌症患者、被原生家庭弃养的女儿、健身私教课学员等私人生活，再加之禅修、打坐、风水、占星术、基督教等令人眼花缭乱的信仰或安慰。实在不得不感佩现实中走走的生活——尤其是近几年生活——的密度之高与能量之大。当我们将“索隐”式的阅读止步于此，转而投向文学方面的考察，就会发现有两个与之相关且格外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就是小说在不同章节中对第一、二叙事人称的交替使用。这不仅是一种叙事技巧的展现（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展示出的叙事技巧绝不止于此），更是为了避免在把真实事件转换为小说的过程中——尤其是这些真实事件对于作者而言又是如此新鲜、热辣以及深刻的记忆——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容易沦为故事讲述者自己倾诉欲的爆发和无休止的絮絮叨叨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和手段。这其中的难度也在于如何对不同叙事人称的语气和口吻做出更细致的区隔。此外，作者选择了“我”和“你”，而非“我”和“她”，其好处之一在于形成了一种观察立场与叙事语气上的“逼视感”——比起第三人称的貌似客观性，这种第二人称所带来的“逼视感”更容易触碰到内心私密的层面（介于热奈特所说的“异故事”与“同故事”之间的某种状态）。同时，“逼视”比起一般性的审视，更多了一种压迫性与紧张感，这就涉及到了小说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叙事语言速度的把控。 在这部八万多字的小说中，竟能包含上述如此丰富/驳杂的内容、身份与经历，这就不仅仅是小说主人公或其现实人物原型生活快节奏与高密度的问题，更是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小说叙事语言速度的出色把控——频繁切换的短句，快速转场的内容，跳跃性的场景、事件与逻辑，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拼贴、融合，甚至是大幅度省略故事与对话背景的简省性写法等等。这种对叙事语言速度的把控，在小说一开始就达到了相当高超的境地，让读者恍惚间几乎能感受到创业圈生活的步履匆匆，“嗒嗒”的高跟鞋声一直在耳畔萦绕，又或者是把“走走”每次表面淡定自信，内心却焦急无比地做着公司介绍与产品宣讲时的心态深深印刻到了小说语言的字里行间——一种内在的焦虑与紧张感。可以说，采取这样一种高速的叙事语言与节奏，来讲述当下创业圈的种种故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小说在前两章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同时也对接下来的几章形成了更为高难度的挑战，即如何在叙事节奏上更上一层楼，或者是另换一种节奏，进而形成一种差异感。这种困境就好像小说里“走走”所遇到的问题那样，在每次产品宣讲时，如何一直保持舌灿莲花，甚至是越发妙语连珠，以求不断勾起投资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二“一叶故事荟”数据分析页面既然这是一部深深“源于生活”的小说，我不妨也借用一点小说中（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工具来帮助解读这篇小说。即借助小说中“走走”带领她的技术团队所开发（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走走所开发）的文本分析软件“一叶故事荟”来分析这篇小说。在分析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投资人”、“公司”、“创业者”等一类词汇皆是小说高频词。相信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对于这个数据分析结果丝毫不感到意外，毕竟简单概括起来，整部小说讲述的就是“创业者”与“投资人”之间的反复博弈以求让“公司”活下去的故事。相比于“创业者”人物形象前后相对缺乏成长和变化，小说中的“投资人”形象可谓是塑造得相当丰满且精彩。小说中出现了多位投资人，粗略地举例来说，其中有想买断公司的、有想挖技术墙角的、有想趁虚而入的、有完全不看好这笔投资前景的、有和小说主人公发生婚外恋情的、有各种靠谱不靠谱的、有比创业者主人公年纪还轻的、有真心帮助小说主人公创业的、有北京的、有杭州的等等。而作者在小说中大胆地抹去了所有投资人的名字，只凭借其高超的人物刻画技巧，在叙事过程中来完成对每一个“投资人”形象的勾勒。这种近乎速写式的笔法反而凸显出了每一位投资人在听“走走”做宣讲时的姿态与神情，以及其当下内心的判断和想法，乃至背后更深层次的人物性格，进而聚合成了某种当今社会中的“投资人”群像。 而令我感到意外的一个数据观察结果在于，“母亲”在这篇小说中的词频竟然比“投资人”还要高。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小说的确花了不少篇幅来讲述“走走”童年的故事与其创业后和家人相处的生活。但我们似乎总是更容易将目光聚焦于小说主人公“走走”创业有关的内容，甚至将这篇小说简单归类为一篇“创业小说”，从而忽略了其成长的经历以及家庭生活的一面。如果我就此说这个数据观察结果可能反映出非原生家庭的经历和母亲/养母的角色对小说人物“走走”意义重大，可能会被认为是推断过于迅速和粗暴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现象似乎可以为我刚才的鲁莽结论提供一点佐证的可能。 我们可以将小说的故事主线概括为主人公“走走”创业的故事，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创业过程中接连遭遇失败的故事。面对投资人的拒绝、融资机会的破灭、影视业的寒冬、现金流的吃紧乃至于资金链的断裂，公司因此被迫搬迁，最终“走走”也不得不自己抵押房产来维持公司的生存。这还不包括她创业前从癌症中“死里逃生”、打太极拳的干爸的离世、夫妻感情关系的紧张等等一连串“悲剧情节”。但就是在这么一连串的失败和悲剧中，整篇小说情绪最消沉的点竟然在于主人公“走走”的亲生父母当年因投机倒把而入狱，自己被人领养这个一笔带过的简约细节，实在是很令人玩味。回归到文本之中来看这个细节，小说人物“走走”的父母因做生意而入狱是导致其被领养的最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做生意”成了“走走”生命中的某种原罪或禁忌，所以“走走”的养母才会在发现少年“走走”通过租售“沙包、鸡毛毽子、铁环挣钱”或者倒卖冰棍儿赚点小钱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愤怒。这种“原罪”一直延续到小说最核心的创业故事之中，甚至于最终成为了小说主人公的某种宿命——“生意”与“失败”的宿命：“我亲生父母的命运会影响我一生，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都怀揣着他们注定失败的命运。它无处不在。”就此再来重新审视“走走”父母当年入狱这个细节，其完全可以看成是全篇创业失败故事的原型，更是后来一系列悲剧情调的起点。而小说在进行到三分之二处时（创业已经遭遇到连续地失败打击）才提起这个细节，其追溯和隐喻的意味就更加不言而喻。 此外，另一个让我颇感兴趣的观察结果在于，在整篇小说的“场景高频词”统计中，“脸上”竟然居第一位，甚至高于一般严肃文学中最常见的场景词“心里”。在此前我们对于几百篇网络小说以及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所进行的同类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而言，“现代生活与情感类网络小说”最高频的场景词是“家里”；“玄幻与幻想类网络小说”最高频的场景词是“身上”；而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代表的“严肃文学”，最高频的场景词则是“心里”。关于走走这篇小说的“例外”/“数据异常”，我们大概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来进行解释：一是借助“茅奖”获奖作品中非常罕见的不是以“心里”作为第一场景高频词的李洱的《应物兄》来作为辅助参考案例，即正如我曾经在分析《应物兄》“心里”词频相对较低的原因时所说，这“是因为小说采取了相当复杂的叙事视角，经常在第一、二、三人称之间频繁跳转的写作技巧所致”，显然，走走的这篇小说也具备这一叙事特点，即在小说中把“心里”所想一类的句式转化为更多复杂的表达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要归于小说的题材，作为一篇用了相当篇幅书写创业者接连面对各种投资人的小说，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无数次的“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因而我们就会接二连三地看到诸如“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他黝黑的脸上挂着的谦虚纯朴的笑容”、“然后他脸上的笑容开始松弛下来”、“皱纹密布的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之类的句子。初次见面意味着不可能有深入对方内心的了解，而投资人与创业者见面开会的故事场景又决定了动作描写的必然匮乏，因而投资人与创业者的表情就成为了她们彼此间沟通与揣测对方态度的关键。而对于彼此间表情的展现最终落实到场景词上面，就是“脸上”一词的反复出现。
三正如小说开篇时所说，“我想遇到山鲁亚尔，他会购买我代理的一千零一个故事，把我从资金匮乏中解救出来。”的确，小说里“走走”不断讲述故事、“贩卖”故事的经历颇能让人联想起《一千零一夜》，“走走”就是山鲁佐徳，而那些听她讲故事的投资人就是山鲁亚尔。二者间不同的地方在于，山鲁佐德的故事成功吸引了山鲁亚尔，因而使故事的讲述得以一次又一次地被延宕，而小说里“走走”的故事显然没能勾起投资人们的兴趣。而相同的是，山鲁佐德如果讲述失败，就意味着天亮时会被杀死，而“走走”的讲述失败，则带来了公司的“死亡”，以及她后来一系列的“死命挣扎”与“死里逃生”。 我另外想到的一个故事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小说里祥子心心念念地为了拥有一辆自己的车而不断跌倒了再爬起来，只是爬起来后却又再次跌倒。而在走走的这篇小说中，主人公“走走”也是为了融资成功，为了让公司活下去而不停地试错、不断地跌倒后再爬起来：“两年时间里，你为将近四十名年轻作者出了书，所以可以说你是出版人；你组织团队开发了类型电影叙事轴，还配上了桥段词典；从小说到剧本，再到文本分析软件、创意写作平台，你在做PPT时才发现，你的公司涉猎广泛，任何一个投资人都会有不聚焦的印象。”如果就此把小说里的既是作家又是创业者的“走走”类比做祥子，似乎不够恰切。但我确实又分明想到了学者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用“经济人”的视角来解读祥子，即祥子作为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北平中的个人经济主体，却仍固守着一种农村经济的传统思维逻辑，对现代契约关系抱有怀疑（不肯把存款放入银行，因而最后被孙侦探打劫），这是造成祥子最后悲剧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而小说里的“走走”作为一名在更为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的创业者与公司经营者，却也不能像那些投资人和“创业前辈”所谆谆教诲的那样，拥有“那种让人心狠的东西”（解散团队），相反，她心里清楚，“我就是没法跟团队说再见”。这种不能保持绝对理性/冷酷的态度来遵循商业规则/潜规则，也是“走走”不得不通过抵押自己的房子来养活公司，而且最终有可能将自己陷入到更为深层的经济危机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于小说中出现了这种让人感到惊讶却并不意外的情节，即我们一般认为作家是不怎么赚钱的，而创业者则意味着追求未来成功与获得财富可能性的起点。但小说里，从作家跨界到创业者的“走走”却是在通过自己并不情愿的写作（代理传记写作）来为自己的创业提供反哺资金，实在是让人感到慨叹。 当然，小说里的“走走”所具备的经济头脑和理性选择能力远非祥子可比，而她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财富获取与拥有样态的复杂性也不是三十年代的北平所能够想象。她在“孤注一掷”的同时也让人欣慰地为自己留下了未来保底的后路，这着实让像我这样揪心的读者就此松了一口气。小说里反复写到各种与经济相关的细节：融资金额、公司账目情况、为自己开出的工资、去法国探亲的花费、房产估价、房租的支出与收益、低息贷款，甚至于一些关于物价的数额等等，让足够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就此算一笔“经济账”（其实，我还真的私下算了算），而这些“经济账”更让这部“创业小说”充满了一种现实的质感与魅力。此外，小说里的“走走”也有着祥子所不能比拟的幸运，她仍处在一个有情义、有人情味的社会——起码是朋友圈——之中：“你的运气其实很好。除了没钱。你没有经历过被背叛、被架空、拆伙乃至反目成仇。没有内在的分崩离析。” 从祥子，到“走走”，继续延伸思路，我们就很容易想到“西西弗斯”。在小说开篇，主人公“走走”就已经意识到写作不过就是一场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过程：“三十岁后我才发现，作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出过多少书，有过怎样的名声，都没法帮助一个写作者固定在作家的位置上，一直待在那里。那种特殊的焦虑就是我这个西西弗斯的石头，自重太大，总是把我从山顶一路带到山脚。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石头上附着所有我已经完成的东西，一起嘲弄着我。必须再一次去开始另一次写作，再一次开始上山下山那折磨人的过程。”而随着她创业故事的展开，我们也不难发现，创业何尝不是另一场西西弗斯的旅途：不停去见一个又一个的投资人或客户，反复地讲述着同样的内容。就连搬家时重新拆装一个沙发，也要“反复尝试”。而此时看似坚强的“走走”，也会暴露出内心脆弱的一面，“如果只有我一个，这张长沙发就会像是一列脱了轨的列车，朝我直冲过来，把我撞飞。”
余论在小说进程过半的时候，主人公“走走”也开始打算写一本记录她创业历程的小说：
大概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要写这个小说。我写下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2017.11.14-2019.10.10。我的创业史。我从一个不知疲倦、直来直去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整天只想睡觉，通过睡觉逃避一切的女人。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床。躺上去我就能什么都不想。我不用再看手机。在我的睡眠里，没有人，没有好消息，也没有坏消息。我不想再醒来。我让自己成为灯光完全熄灭的黑暗空间。也许我只是想找回点力气。她甚至还曾为小说的叙事人称选择与人物最终结局与朋友们发生争论：
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你曾经设想过，在它用第二人称说话的第二声部，你要让你的主人公去死。她可以从开煤气、吞服安眠药、割腕、上吊、跳楼这几种自杀方式中选择一种。你的朋友们（他们也是你的第一批读者）极力反对。“死太容易了，人都害怕承受痛苦，你应该让她像西西弗斯一样，面临永无止境的失败。”而后来，她也真的开始了关于这部小说写作的准备工作：
你重新布置了书房，把写字桌搬到了窗边。你只需要新建一个空白文档，并为它命名。至此，现实中作者创业的故事和这篇小说的创作之间在文本内外都得到了完美的衔接，而这篇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某种“元小说”的意味。最后让我们重新来看小说的题目：《想往火里跳》，既指“走走”创业后有一种“跳入火坑”的煎熬感，也表达出她“飞蛾扑火”的决心，同时还有留下了一层“浴火重生”的希望。须知：“你属马，是火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