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读后感10篇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是一本由郭建龙著作，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页数：201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读后感(一)：国师的秘密
书到之后花一整晚上看完了，感觉这本书想要做的事就是把历代国师该干的活给体系化。
1.谶纬、政治、经学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作者愿意去研究这些脉络，很有价值，值得称赞。中国易学、五行、属相的影响力深入人心，儒家出世需要参与政治，去和其他政治学说竞争，就必须吸收谶纬学，把很原生的儒家变得神学化，通过人天合一/天命/取象于天……这些谶纬学概念改造儒家成儒教，为大一统的皇权提供依据和政治合法性，占据汉代人的心灵。说实话儒家姓董的不干，百家中想干的人在估计排队呢。
枪杆子出政权，并不意味着政治合法性不重要。如果我们生活在政治合法性真不重要的平行世界，大家小学的思想品德、初中高中大学的政治课应该1节课都不用上。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治理时候第一批要解决的问题中就包含合法性问题。如果疑问为啥汉朝人迷信那些谶纬，各种预兆的人为痕迹太明显了，如果觉得古人文化、科技水平低才好骗，那想一想：
“苏联”的历史的必然性的提法，
美利坚的昭昭天命，人类灯塔，
以色列是上帝选民，
……
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好像也没有离汉朝多遥远：政治、历史了解越深就越觉得历史总是讲述新奇的真理，就像互联网行业一样喜欢玩概念，旧瓶装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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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并不反对谶纬学，只是不喜欢低水平层次的“大众谶纬学”。谶纬学中易学、象数学、占星学并不都是无稽之谈，人类知识在科学和迷信之间还有不少灰色地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人类为什么要读历史？一般都会回答：人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是人类的每时每刻环境都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困境、新的问题，我们怎么从故纸堆中吸取经验，特别是研究谶纬学能得到什么呢？
谶纬学的内容虽然往往是时代性的东西，这个扔掉就行了，我们需要做的其实是思维实验：如果是你，你怎么做，没看结局前，想下面对那个时代的困境你会怎么做，然后根据真实历史的对照，获取别人成功失败的经验。举个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读后感(二)：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试读）
除了改正朔，易服色，另一个措施是“制礼乐”。这项措施与儒家的礼乐制度更息息相关，意味着通过礼乐对各个阶层都进行标准化。这也包括了设立国家祭祀的场所明堂和太庙，以及一系列类似于宗教的典礼，如封禅泰山等。
董仲舒通过构建这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完全满足了皇帝的统治需要。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中国古代的康德，利用当时的认知水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地人生观，用以束缚住人们的认知。
但是，要推广这一套理论，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理论构建完毕，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推行这套理论，禁止了其他的学说。
我们可以把秦皇和汉武做一个比较，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愚民，让他们接触不到学问，而汉武帝在焚书的基础之上，更加了一层用统一的理论来洗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政权为后盾的洗脑运动。
董仲舒的提议果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人类的好奇心会冲破一切羁绊，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大，一代人的洗脑过后，可以维持两千年。
汉武帝之后，所有的人都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叫作天，也相信皇帝就是天子。人们变得更加迷信，看见电闪雷鸣首先想到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老天爷发怒了，出现了灾荒也认为是老天爷的作为。当这一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的时候，汉代的洗脑达到了目标。
到了汉代后期，洗脑已经过于成功了，以至于一旦发生了天灾，皇帝就要开始寻找替罪羊，否则就无法向国人交代。
公元前7年（绥和二年），前几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荒，到了这年，又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被认为不吉利。观星的官员乘机上奏要想破解上天的谴责，必须牺牲一位大臣来承担上天的谴责。汉成帝立即命令丞相翟方进自杀谢罪。
翟方进是当时的名儒，与天灾毫无关系，但人们根据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却认为必须由他来承担罪过，才能缓解老天爷的愤怒。他自杀后，汉成帝一副无辜的样子，亲自吊唁，以高规格将其埋葬，当时的人们没有认为皇帝的做法有何不妥。
到这时，所谓的“儒”早已经脱离了孔子时期的本意。孔子的儒是一种哲学流派，这个学派强调“礼”，但也强调“仁”，他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包容一切的宇宙理论，只是试图解决人世间社会里遇到的问题。
但到了董仲舒时期，由于其理论无所不包的特征，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加上一系列的仪式和组织，就已经宗教化了。宗教和哲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宗教带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洗脑特征，并可以用来对人的生活进行强制性规范，哲学却做不到。
当董仲舒写出《春秋繁露》，并鼓动汉武帝罢黜百家时，这一刻，就是儒教诞生的时刻。
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在董仲舒编撰他的《春秋繁露》时，在距离长安遥远的淮南地区（首都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还有另一个人在组织编纂当时的学术结集。这就是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
西汉最初的淮南王是汉初三将之一的英布，英布被诛杀后，由刘氏宗亲接替了淮南王位，之后传给了后代刘安。
刘安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对于道家学说有着深深的尊崇，却又不满足于只掌握道家的学问。他广招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以将当时学问一网打尽的姿态，写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兼容并蓄的作品《淮南子》。
《淮南子》的思想以道家为主，涵盖了儒、法、墨、阴阳、纵横，呈现了西汉时期最佳的综合性著作。
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样，这本书也是从茫茫宇宙到人世间，试图对全世界的学问进行总结，体现了当时人的野心。但是，书中却并没有构造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教体系，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自然性，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主动，而是采纳消极被动的姿态，就可以发展的。比如，在人民面前，皇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时候无为反而比有为更加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然发展，甚至认为，皇帝的扰民行为，是社会动乱的原因。
从文字的优美和简练上，以及它的文学价值，董仲舒的书连与《淮南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是汉代道家思想以及学术综合的代表性著作。西汉哲学经过了汉初数十年的沉淀，最终汇集成了这本书。
但遗憾的是，《淮南子》出现时，汉代的学术自由已经接近尾声，由于道家无法解决皇帝的身份危机，反而继续制造危机，质疑皇帝的权威，导致这本汉代哲学的高峰著作必然遭受夭折的命运。
刘安本人由于汉武帝的削藩策略，为了自保，参与了谋反，最终事败身死。他的死亡也表明汉代最后一批通才退出了历史。与刘安一样不受待见的还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的思想以道家为主，主张无为，重视经济和商业，成了当时的异数。他的思想可以留在伟大的《史记》当中，却无法影响皇帝的政策和当时的哲学氛围。
汉武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集权的第一次高峰。在他之前，汉代的历任皇帝都小心翼翼，避免对社会造成新矛盾而导致帝制的垮台。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制已经稳固，不会在短期内被推翻，同时，武帝从小被灌输观念他是真命天子。
在武帝雄心勃勃的行动中，他不仅树立更加强调皇帝作用、更加有为的儒教作为指导思想，还在军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粤的战争，这次战争招收了许多东瓯地方（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一带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在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随后，武帝发起了和匈奴的一系列战争，这次战争终于让西汉前期积累的巨大财政盈余耗空了。
为了筹集财政收入，武帝又加强了经济控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盐业和冶铁业，武帝垄断了这些部门，宣布只能国营，使得西汉经济的高峰也结束了。另外，武帝加强了金融控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民间金融成为过去。
为了完成这些社会控制措施，武帝不得不借助大量的酷吏帮他干活，从此破坏了汉代的官僚规则。
最终的结果，道家提倡的小政府思想到武帝时期，就在中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教提倡的有为政府、大政府，认定民间无法自由发展，只有在皇帝的管理下，才能获得发展。儒教的大政府思想控制了中国两千年，直到现在，人们还普遍认为人是需要管理的，而管理权属于官家。中国人在做事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政府担任救助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它所担任的角色往往会变成掠夺者。这一点，可以视为董仲舒宗教化最成功的所在。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读后感(三)：驯服巨兽：知识与权力的千年大战
一向喜欢郭老师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又不掉书袋的叙述方式，翻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对于我这个哲学系的人来说，倒是也读出了许多专业哲学书籍少有的乐趣，特别是，作者的着眼点集中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集中从如何论证（在我看来也是驯服）中央帝国的合法性，来进行历史的叙述。
秦汉以降，一个宏伟的中央帝国突然降临在中国人的面前，大家都手足无措，包括知识分子。春秋战国三百年的分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列国纷争，让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治理者则是一个个的诸侯和卿大夫，天高皇帝远是实际存在的。
而随着虎狼之国秦以法家的军国主义横扫六合，统一中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文字、度量衡等都获得统一，这一次“全球化”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也让秦始皇野心膨胀，肆意使用这台国家机器，最终导致二世而亡。
帝国的伟业就这样毁于一旦，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是：废黜法家暴政，施行黄老之道。只要当权者遏制住自己的权力冲动，国家就能够安定繁荣。汉初的统治者确实是这样做的。
巨兽就这样服服帖帖了。
但巨兽本身的冲动依然凶猛。郭老师把汉学的公羊学叙事认为是为大一统的帝国作论证，为刘家帝王的统治作论证，这是一条路，即给这头巨兽锁上知识的枷锁，让他无法乱动。天人感应的理论，以各种天相的变化，来约束帝王的行为，以孔圣人的秘传心法，来威慑统治者。
这一套在汉代其实运行的挺好，综合黄老、阴阳和法家的儒生们也如鱼得水，开始了自己的共治之路，在把皇帝抬上去的同时，也把孔子抬上去。
魏晋乱世，玄佛道兴起，三教竞争，一直到唐代末年，儒学才再次赢得了话语权。佛家本来是出世的，着眼于人心，对政治权力本无兴趣，虽然有人有地，但终于是中国的犹太人，随时面临被国家提款的危险。
道家喜欢帮闲，但毕竟理论太弱，东抄抄，西借借，靠着炼丹作法糊弄世人，登不上大雅之堂。天天扯着老子就是佛陀，伪造各种假书，连蒙古人都看不下去了。
玄学本来有强烈的反动基因，以自然对抗名教，后来就落入到佛教的玄谈里，而彻底遗忘了竹林七贤背后的政治关怀。人性虽然苏醒了，艺术自觉、美的自觉，可惜不过成了生活的点缀。
三教互相争吵，统治者无所适从，这时候，法家、墨家这个时候已经没落了，能够承担救世责任的还就是儒家。可惜儒家又没有佛道那样的逻辑和世界魅力，连统治者自己都不是特别喜欢。所以历代帝王也就喜欢靠着巨兽的惯性，用儒法来治理国家，自己私下里就搞搞佛道玄，政治和文化是分离的。特别是在人才的观点上，更加多元。进入巨兽的体制，除了学儒，还可以学道，学诗。唐朝科举，除了考明经，进士科，诗赋科等不拘一格。帝国始终能够完美地处理三教的关系，让他们各自去争取信众。
唐末开始的少数民族的侵略，成为帝国生存的最大威胁。三教太乱，根本无法统一国家的力量。这个时候，继秦朝、北朝之后，有一个军国主义的世界呼之欲出。偏偏宋朝就是忌讳军队，压抑着军国主义的冲动，靠着财政赔款，绥靖辽金元厦等国家。
但知识分子怎么看的惯？夷夏之防，华人怎么可以给野蛮人送钱，低身下气呢？但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方法。王安石和司马光，一个主张实用主义，一个主张道德主义。王安石变法之后，实用主义落败了。
而从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之后的儒学，占据了优势。那时的儒学发展壮大，博采众长，佛道没落或者儒学化，儒家彻底地统一了人民的思想，可惜也断送了皇权。（这波古文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北方世家大族，少有南方人，而之前的北魏就是靠着军国主义战胜了南方，北方文化的保守由此可见。）
宋代的古文运动接续了唐代北方的保守主义，从佛道里面抄抄抄，抄出了一个理学，又借着自由办学、印刷革命、商业发展等，征服了中国。这次征服，不过是佛教的世俗化版本。他们用道统来约束政统，用天道来克制人欲，用三纲五常、内圣外王来规划巨兽的肌理，结果呢？
巨兽从三个对手，无数个对手，变成了一个对手，那要对付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个时候，元代来了，最野蛮的民族碰上最有文教的民族，结果可想而知。蒙古人见过世面，基督、伊斯兰、儒佛道、喇嘛教、印度教等都见过了，但都瞧不起。蒙古人被伊斯兰征服了，也就配那样，他们和儒家无缘。在汉地的元朝也固守自己的喇嘛教的“体”，儒法不过是“用”，但他没有彻底适应这只中央帝国的巨兽，最终溃逃到草原。
但元朝把这头巨兽给解放了，知识分子的理论不受用，反智主义蓬勃发展，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主奴化，家奴化，从此士人不再是皇帝的同道者，而变成了下跪的奴才。而道学也就变成了洗脑术。
明清帝国是绵延不尽，明朝的农民皇帝，清朝的野蛮民族，都跟着元朝走专制之路。他们扭转了枪头，把程朱理学变成了统治人民的武器，理学变成了八股文，民间书院统统被收归国有。而他们自己则乐在其上，并不完全遵守这一套。理学被权力腐化，不知道程朱在世，该如何想呢？
郭老师最后讲到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和泰州学派，清末民初的顾王黄三大家，以及清代的考据学，并对考据学给与了社会科学的很高评价。考据学的名声一向被认为是埋首读书，不问世事，如今又被当做科学思维的代表来表彰，这波知识分子从内在的理路来和官方对抗，也算是有了公正的历史评价。道学在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权力化，王阳明的心学，从天道回归本心，乃至后来的回归童心，回归民间，和禅已经少有区别，心学也越来越犬儒化。
这条巨兽也就这样一往无前，开到了1840年，经过了短暂的内忧外患之后，迅速以国民党党国一体的面貌再次出现，并且架上了工业化和科学的翅膀，火力全开。
理学，心学，儒学，都被扔进了垃圾堆，连巨兽都被扔进了垃圾堆，开启了民国的军阀混战。西方有功利主义、基督教道德、义务论、共和主义美德等。经世致用之学也不如科学实用，考据学也不如现代历史学，总之，祖宗有的，西方都有，而且都比你的厉害。那就用西方的理论来约束吧。
民国乱局，百家争鸣，但这次，都是西方的理论互相打架。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进来了，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也都来了，哪一个适合巨兽呢？
按照历史规律，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是讲主义的时候，能够统一中国的，无疑是军国主义。继承秦始皇、北朝、元的，是我党，是马列主义，但实质不过是军国主义罢了。但军国主义可以夺天下，却不能治天下。于是开启了军国主义，即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现代性的这头巨兽，已经嫁接在传统的中央帝国的头上，而现在，官方还是按照巨兽的惯性，以现代儒家来统治，而民间又是三教纷争，百家争鸣。大家都觉得这头巨兽失控了，缺乏约束，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来约束它，如何把它规定在知识的范围内。
该怎么驯服这头巨兽，还是一个问题。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读后感(四)：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试读）
集权帝国哲学的首要问题是皇帝的合法性。由于依附于政治，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
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产生了诸多的流派。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一个前朝的混混打扮成众望所归的皇帝？如何从人心所向的诸侯体制转变成人们普遍认为失败的中央集权制？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叔孙通强调用礼仪来固化统治者的地位，通过对礼仪的刻意强调，去降低、侮辱每一个臣民的人格，来彰显皇帝的权威。他的尝试虽然短期有效，但长期却失败了。
法家和道家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人们的适应之上，只要经过几十年，人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秩序，就会接受刘氏做皇帝。但在如何维持政体上，法家采取了加强权力的做法，而道家采取了放松控制的做法。
法家和道家在汉初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别人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于是，儒教登场的时机到了。
儒教早期的代表人物是陆贾和贾谊，陆贾初步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儒教理论，却由于强调无为，仍然归于道家；贾谊综合了陆贾的“仁义”与叔孙通的“礼法”，希望积极干预社会，却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无为而治，怀才不遇，英年早逝。
任何一条狗都有属于它的那一天。
这句话在一个叫作叔孙通的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叔孙通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山东省滕州市。在秦汉时期，虽然春秋战国的各路诸侯已经被统一，可是人们仍然习惯于把这些诸侯国当作各自的籍贯，而各个地方也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特色。比如，叔孙通出生在当年鲁国的薛县，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儒学的发源地，这里的人一直保留着礼仪之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哪怕面临战争的窘境，人们也习惯于磨磨蹭蹭奏着乐、讲着礼，从容地迎接战争的到来。
叔孙通在鲁地接受教育后，终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机会。此时，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需要各地的人才帮助他治理国家，叔孙通受到了征召，前往秦朝都城咸阳担任待诏博士，相当于皇帝的候补智囊。
数年后，秦始皇死了，他的儿子秦二世无力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秦朝进入了崩溃的节奏。当陈胜从楚地的大泽乡打出反秦的大旗后，秦二世慌了，连忙召集几十人，开了一次智囊团扩大会议，叔孙通也有幸列席。
智囊们议论纷纷，出谋划策。但吊诡的是，他们并不着急告诉皇帝如何镇压反叛，而是为了两个词语吵起了架：陈胜反秦到底是一次谋反大乱（反），还是普通的盗贼小乱（盗）？
现代人看来，当陈胜起事后，朝廷不首先发兵，而是争执这是一次“反”还是一次“盗”，如此唯名论显得很荒谬。但在秦朝，这样的区分和法律有关，根据规定：如果是谋反，那么秦朝必须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如果只是盗贼，那么中央就不用调兵，而是由秦朝的地方政府（郡县）组织“地方警察”一捕了事。区分“反”还是“盗”，关系到中央和地方职权划分问题。
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次谋反，需要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只有叔孙通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只是一群盗贼，地方政府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不需要动用中央军。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在的理解，需不需要动用中央军要根据陈胜军队的规模而定，如果预感到地方政府对付不了陈胜，就要赶快动用中央军。
但当时的儒生们不管持有哪个观点，都没有去考察“陈胜军队的规模”这个事实，而是从教条上寻找支持。比如，认为这是一次谋反的人是这么论证的：凡是人臣，就不应该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只要有此种行为，就是谋反。而陈胜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应该被认定为谋反，杀掉。既然是谋反，就要动用中央军。
叔孙通的论证则是：秦朝统一后已经天下一家，连全国的兵器都已经没收了，中央政府也早已宣布天下不再用得着兵器，已没有战争。既然没有战争，皇帝又如此英明，法令又这么明晰，官员这么称职，怎么可能会有谋反？既然不是谋反，就只能是盗贼而已。既然是盗贼，那么就交给地方政府处理，皇帝仍然吃喝玩乐就是了。
秦二世本来就不愿费神处理政务，叔孙通的说法正好符合他的本意，于是皇帝大喜过望。这时摸准了皇帝心思的人纷纷改弦更张，赞同叔孙通的观点。到最后，所有认为是“反”的人都被抓起来坐牢，所有认为是“盗”的人都没事。叔孙通则获得一件衣服和二十匹帛的赏赐，还从候补博士转正了。
叔孙通离开皇宫后，预感到秦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连忙逃走。而听了他计策的秦二世稀里糊涂丢掉了江山。就这样，叔孙通的第一次机会灰飞烟灭。
离开了长安的叔孙通试图寻找其他的机会，他首先回到了家乡，家乡人民已经投降了起义军。这时首倡起义的陈胜已经死去，起义军最强大的人物变成了项梁（项羽的叔父）。项梁树立了一个傀儡，是楚国王室的后代熊心，尊他为楚怀王。叔孙通决定撞他的大运，跟随了项梁。
但不久，项梁在战争中被秦国将领章邯大败身死，叔孙通只好卷起铺盖投靠了楚怀王。后来，项梁的侄子项羽击溃了秦国，成了西楚霸王。楚怀王这个傀儡用不到了，被贬斥到了现在的湖南郴州，最后被杀死在那儿。叔孙通只好再次寻找下家，投靠了项羽。
但不幸的是，叔孙通投靠项羽不久，项羽的老对手刘邦就趁着项羽进攻北方齐国的空当，率军直捣项羽的老巢，占领了西楚的首都彭城。
叔孙通此时看准时机，认为项羽已成末日残阳，又转身投靠了刘邦。
更不幸的是，这次叔孙通又看错了局势。当项羽听说刘邦偷袭了彭城后，立刻挥兵南下，直指彭城。而刘邦此刻却在彭城整天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结果兵败如山倒。刘邦仓皇逃出彭城，一路上危险重重，刘邦为了要加快逃窜的速度，甚至要将自己的老婆、孩子从车上踹下来。
刚刚投靠刘邦的叔孙通此刻傻了眼，他不可能再投靠项羽一次，这可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跟随刘邦逃走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他投靠的主子是个来自楚国地域的痞子，尤其见不得读书人，一见穿着儒生袍子的人就厌烦。叔孙通整天长袖阔带，高髻大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为了迎合刘邦，他只好换上楚国的短衫，来讨得刘邦的欢心。
此刻，叔孙通已经跌到了人生低点，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断地更换主子，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块好肉。当年，他出来时耀武扬威地带来了弟子百余人，都希望通过他获得一官半职，但被他打消了念头：如今人家需要的是打仗的，你们这些文弱书生靠不上边。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本人在刘邦的心目中也人微言轻，只不过混口饭吃而已。
就在这时，这个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五姓家奴（甚至有人说他侍奉过十位主子）却突然转运了，因为战争结束了……
一场荒唐的演出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被边缘化的叔孙通突然求见汉高祖刘邦。此刻西楚霸王项羽已经被彻底击败，自刎于乌江。刘邦在定陶称了皇帝。本来应该是一派祥和景象，总是添乱子的叔孙通又有什么事要求见刘邦呢？
原来，他发现了刘邦体制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没有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汉代最初的体制是继承项羽的分封制。在项羽灭秦后，由于参与对秦战争的将领大都有六国的血统，而人们在对抗秦朝的中央集权帝国时，往往憧憬着回到过去的战国时代，项羽尊重了当时的思潮大肆分封诸侯，不过由于需要照顾的人很多，项羽的分封把原来七国的界限碎片化了，一共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十九个国家。比如，原来的齐国分为三个国家（济北国、齐国、胶东国），韩、赵、魏、燕四国又各分为两个国家（依次为：河南国、韩国；常山国、代国；殷国、西魏国；燕国、辽东国），秦国和楚国的地方最大，各自分为四个国家（依次为：汉国、雍国、塞国、翟国；西楚国、九江国、临江国、衡山国），其中项羽的西楚就出自楚国。
在项羽的理想中，世界并不需要统一，只需要如同战国时代一样分为许多国家，各自为政，再由一个如同春秋五霸那样的“霸王”进行总的约束。这一点很像现在的国际秩序，世界上有很多互不隶属的国家，但美国试图作为“霸主”维持着世界秩序。
与现在的美国类似，项羽理想中的“霸王”，也不能随便干涉各国的内政，只是负责监管国际的秩序。只有国际之间发生了战争，或者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内战，需要国际调解，西楚霸王才能出兵介入。
项羽的国际秩序存在的最大缺陷是，这个秩序过于碎片化。建立不久，诸侯国之间纷纷开始打仗，国内也出了乱子，把西楚霸王忙得一塌糊涂，也无力维持秩序的稳定性。诸侯王们对这个霸王的积怨越来越深，刘邦立刻钻空子联合不满的诸侯，一同出兵，经过鏖战击败了项羽。
由于刘邦知道项羽式国际秩序的缺陷，在建立自己的秩序时，竭力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他知道，如果自己还是一通分封诸侯，然后退回到关中当另一个霸王，那么迟早会和项羽一样被诸侯们拖累死。
刘邦心目中的秩序是秦朝式的，由一个君主（皇帝）统治中国所有的土地，在皇帝之下都是听从皇帝指挥的中央官吏和地方派出官吏。这些官吏都不是世袭的，必须由皇帝任命。在击败项羽后，刘邦随即称帝，就是为了建立这样的新秩序。
但无奈的是，刘邦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不得不求助于许多诸侯和将领，为了安抚他们，必须保留若干个诸侯国家当作犒赏。这样，刘邦早期的汉帝国实际上既不是项羽式的，也不是秦朝式的，而变成了周王朝式的。刘邦控制了关中（陕西）地区、四川地区以及一部分函谷关以东地区的领土，这部分土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在南方、东方、北方，仍然有一些不归中央政府管辖的诸侯国。
这些新诸侯中，最强大的是刘邦的三大功臣：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这些人成为诸侯之后，并不理解刘邦心目中的秩序，他们大都经历过项羽的分封时代，仍然以为世界秩序会恢复成又一次的诸侯制，只不过霸王的人选换了，从项羽换成了刘邦。
诸侯们认为，虽然自己对刘邦有朝贡的义务，却可以独立统治诸侯国，并享有这些国家的税收权和军事权。
所以，刘邦的皇帝和秦国的皇帝并不是一回事，秦国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皇帝通过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每一寸国土，而刘邦担任的皇帝却只控制了一部分领土，无缘控制诸侯国。
即便在刘邦的中央政府内部，人们也不知道皇帝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当年的大将本来就是粗人出身，他们以为自己和皇帝分享政权，仍然把他当作带头大哥。在刘邦飨宴群臣时，大臣们喝醉了酒大呼小叫、互相争功，说急了眼就拔出剑来拍打柱子，这些行为让刘邦感到头疼不已。
从骨子里，刘邦羡慕的是秦朝的规矩。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周游列国时期，经过刘邦家乡时，刘邦曾经在路边见过秦始皇的队伍，并发出感慨：大丈夫当如此也！可是现在，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他的队伍却仍然如同老农民，人们对他没有尊重之意，而他的诸侯也不理睬他，独自管理着自己的地盘。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秦始皇的尊严，是这个当年的小亭长最关心的问题。
叔孙通正是看到了这一幕，才求见刘邦，为皇帝出谋划策的。
他根据在秦朝任职的经验，认为要解决皇帝地位的问题，必须首先从礼仪做起。要制定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在仪式中突出皇帝的地位，贬低甚至侮辱群臣，让他们逐渐习惯皇帝的威严。叔孙通的看法是：儒家不可以打天下，却可以守天下，既然天下已经太平，那些武将就没有用了，现在正是重视他这种儒家，制定繁文缛节的礼仪的好时机。
汉高祖听了他的建议，并不太感兴趣。他担心礼仪不管用，他的臣下里文盲很多，灌输给他们礼仪，能办到吗？但刘邦又觉得不妨让他去试一下，只是嘱咐他要简化一点，让文盲们能够理解。
叔孙通退下来，到家乡去寻找当年跟随他的儒家弟子们。虽然有人不相信这个善变的人有什么出息，但仍然有三十多人决定碰一碰运气，跟随他来到了首都长安。
在长安，他又寻找了几十个人，凑够了一百多人，开始研发他的“春秋大礼”。在儒家系统中，推崇的是周代的礼仪，而实际实行的则是经过孔子和其弟子改造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叔孙通并没有见过周代礼仪，对春秋战国也知之不多，但由于他在秦朝宫廷任职，对于秦朝的礼仪却是清楚的，结果，汉朝的礼仪就带上了严重的秦朝味儿。
为了受到重视，叔孙通全力投入制礼的活动之中。他带着他的一百多人来到野外的空地，扎上草人当作皇帝和大臣，再拉上绳子充当道路，一百多人每天在草人和绳子间折腾着作揖叩拜，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有了模样。汉高祖亲自观察过后，觉得以自己和大臣们的智商可以跟得上，才下令群臣开始跟着排练。
到了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这套由叔孙通制定的大戏终于有了表演时机。这时，恰逢长安的长乐宫建成，大臣们在十月（汉代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纷纷前来宫殿内朝贺，按照原来的传统，朝贺大会必将一片喧哗，如同赶集一般热闹。但这一次，情况却有了变化。
按照叔孙通的设计，从早上开始，群臣们就要到殿门外等候召见，进行一系列的仪式。接着群臣排着队被引入殿门，宫廷中还陈列着车马步卒，张开旗帜，守卫着皇帝，把他与群臣隔开。群臣一路小跑到殿下，分成两列，文臣在东方面朝西，武将在西方面朝东。在群臣就位的过程中，有人专门传口令指挥。到这时，刘邦再坐着敞篷轿子出来，坐在殿上，而百官们纷纷按照规则进行朝贺。
朝贺完毕，还有法酒礼，大臣们在殿上挨个儿给皇帝行礼祝酒，祝酒的次数也有规定。如果谁的动作没有跟上出了差错，立刻会被现场执法的人给请出去以示羞辱。
事实证明，刘邦担心他的文盲下属不能行礼是白担心，实际上，文盲们更容易行礼，他们不会像文人一样问为什么，只懂得照着做。在依样画葫芦的过程中，文盲们突然间领悟了皇帝不是哥们，是主子，不是人，而是神的道理。
在一片森然之中，刘邦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威严。从此以后，他们必须习惯皇帝的高高在上，也必须习惯对着皇帝磕头作揖，并随时战战兢兢。
当韩信等人以赫赫战功而青史留名时，叔孙通就以这次古怪的仪式而登上舞台，并受到了重用，当上了太子太傅。等刘邦死后，作为老臣的叔孙通更是倚老卖老，他不再是跟随秦始皇、秦二世、项羽的战战兢兢的小人物，而是不断地以礼法的名义干预国政，成了汉代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叔孙通的仪式真的能给新生的汉政权带来稳定吗？这却未必，它实际上让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了。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读后感(五)：在书还没印完的时候，先放个预告片吧
嘻嘻嘻（ 书都没印完，你还有脸笑！[○･｀Д´･ ○]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前言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公元1978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三次剧烈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他们最大的感慨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大学教授还不如开面馆”，从这种种抱怨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学问的迷恋，以及对于市场分配机制的排斥。
九十年代见证了知识分子的下海狂潮，几乎每一个大学教授醉心的不是学问，而是做副业开公司赚钱，这一阶段见证的是读书人对知识的抛弃和对商业的衷心拥抱，不管是开什么公司，只要赚钱就行。
到了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涉足于那些会让他们湿鞋的普通行业，而是纷纷以做政府智囊为荣，他们出没于各种演讲场合，攀比着出场费，贩卖着主题单一的“知识”，展示替政府着想的新理论。即便要开公司，也必须是和政府打交道的高端掮客行业，在谈笑中轻松将钱赚走，至于那些辛苦、利润菲薄的制造业、服务业，让其他人去做吧。
四十年间的三次转型，让人们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镀金时代的到来。
但在金光闪闪、觥筹交错之中，却总是有一些杂音出现。比如，如果人们仔细听现在知识分子贩卖的学问，会发现主题永远只是一个：论证政府政策的高明与正确。
当政府出台了政策甲，他们迅速跟进，向普罗大众普及政策甲的优点，任何看不到政策高明的人都会被嗤之以鼻。政府出台了政策乙，同样是一番普及工作。可如果政策甲与政策乙是冲突的，他们还要费尽心机，论证两个政策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利国利民的精心设计。在一番不需逻辑的论证之后，和谐社会深入人心，所有的血色退居幕后。
在我做记者时，这样的场景每年都会见到上百次。当台上侃侃而谈时，我的脑海中却总是浮现出两千多年前的那场运动。
在两千多年前，大一统模式刚刚出现，一个小流氓在风云际会中突然成了皇帝。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贵族出身，当他上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来自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控制了中国人思想两千余年。当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中国人却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震荡，至今没有跳出窠臼。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研究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这场灌输是如此强烈，即便到了现在，仍然无法打破。
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发生，又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以及人们如何挣扎，又如何回归到惯性之中的。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一个依靠暴力上台的政府为什么是合法的？人民为什么要服从于它？
比如，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在上台前是个带有流氓色彩的普通人，依靠暴力和运气当上了皇帝。即便他已经当了皇帝，许多熟人对他早年的底细却知道得一清二楚，还有许多六国的臣民，他们仍然忠于六国的贵族血统，对于平民出身的小流氓嗤之以鼻。到底怎样才能让曾经是普通人的刘邦被接受为皇帝呢？又怎样才能让人们对于刘邦的后代产生忠贞并长期服从于这个新兴的政权呢？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一个政府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它被人民普遍接受。即使一个政权在上台之初带有暴力色彩，或者没有被普遍接受，但随着政权的延续，当某一天，人民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政权下生活，并从政权带来的安定中获得了普遍的好处，这个政权就具有了合法性。
但这样的答案却并不能被刘邦及其后代所接受。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归于人民，就意味着人民也拥有合法的权力去推翻它。即便现在已经接受了它，但有朝一日人民厌烦了，就可以将其推翻。
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也不容反抗。哪怕所有的人民都反对它，它仍然是合法的，犯罪的只是所有人。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为了寻找这个哲学基础，汉代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开国功臣的陆续死亡，一个没有任何战功的懵懂少年依靠卵巢彩票当上了皇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不要着急，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他们的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基础的构造。
这个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不是从逻辑上，而是从信仰上，将皇帝和宇宙真理联系在一起。从汉代开始，统治者就发现，要想让人们服从，必须树立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在真理之下，人已经不是人，只是宇宙真理的一个零件而已。人活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要为了宇宙真理而奋斗，自觉服从于真理，任何想要对真理倒行逆施的人都不值得同情，必须予以打击甚至消灭。不仅是中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宇宙真理要求人们服从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宗教改革时期政教合一的小政权，到纳粹德国，都曾经将人异化成为真理旗下的一只蚂蚁。但在什么是宇宙真理的问题上，不同政权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汉代，所谓的宇宙真理，就是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在宇宙之中只有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对自然界是成立的，对人类世界也是最高理论。真理的源头，来自一个叫作“天”的实体，是天的意志创造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服从于天的意志。天的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皇帝是天选的，决定刘氏当皇帝的不是人间的选择，而是天的决定。这样，小流氓就不再是小流氓，而是宇宙真理的一部分，人们不服从于这个政权，就视同自绝于宇宙。第二，来自天的宇宙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构造内容，就不得不用到新兴的儒教。我们说儒教而不说儒家，是因为汉代建立的儒教已经脱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是汉代学者的新创造。汉代儒教借用了先秦儒家的礼法，采用了儒家的经典，却又将阴阳家的宇宙观和法家的权术结合进来，形成了一套包容天地万物的理论。宇宙之所以产生，来自阴阳和五行的互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要服从于阴阳五行，由此产生了汉代的谶纬、祥瑞、灾异等观念。这套无法验证的学说经过了政权的推广，直到现在，仍然成为许多人思维的基础，在社会中吸引着大量的拥趸。第三，理论构造完毕，必须让所有的人相信它。汉代建立了完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辅以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体制，要求只有学习这套儒教理论的人才能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儒教理论还进入了司法体系，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最根本性的影响。通过灌输的方式，人们从生下来就浸润在宇宙真理之中，只要经过两三代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被格式化了。不管是赞成王朝还是反对皇帝的人，都只会用这套宇宙真理的语言去说话，这才是真理深入人类社会最深的印记。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不仅彻底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还由于它是信仰而非思辨，对社会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束缚，让中国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丧失了利用逻辑去验证事实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是太成功了。庸俗化、反叛和回归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每一个周期中，又都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是：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在第一周期中，西汉前期是儒教哲学的建立期，经过初期的探索，汉武帝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和选举系统将这套哲学强行灌输给整个社会，到了昭、宣时代，西汉的社会已经儒教化，人们不再会用其他的方式思考社会。
汉宣帝之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属于儒教哲学的庸俗期，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能力，依靠灌输的几个观念来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现象强行塞入儒教框架之中。这个阶段还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充斥着大量的学阀和门派偏见，人们不再以学问论短长，而是以关系和地位决胜负。把持高位，产生足够的徒子徒孙，成了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学问，只是一块遮羞布。第二是对于谶纬、比附的滥用，当闪电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接下来要打雷，而是有人做错了事惹恼了老天爷。发现一只白色的野鸡首先想到的是祥瑞。人们辩论时，总是想从伪造的古书中发现预言的蛛丝马迹，好来比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汉代哲学是最缺乏思辨的哲学，也主要是由于人们更习惯于使用比附而不是逻辑引起的。
第二个阶段末期，这样的哲学不仅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还成了整个社会的累赘。于是，一群人开始挣扎着脱离儒教的控制，运用另一种工具——逻辑和思辨，来重新构造世界观。第一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反抗期。
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所谓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由于汉儒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洗脑的方式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首先要将所有的成见清除出人们的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极致，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向了享乐主义。
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儒，于是中国哲学第一周期进入了最后阶段：变异期。
在变异期内，中国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却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代兴起的另一种思潮——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代的高官除了文采之外，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经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最活跃，却最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却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周期从宋代开始。由于唐代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帝国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代，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代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了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中国哲学第二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建立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儒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必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周期的庸俗期从元代持续到明代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到了明代，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了反叛期。人们通过提倡对内心的遵从，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了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到了清代，中国哲学再次进入了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代实学的兴起，让人们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逻辑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人们开始对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入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清代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是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经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极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代，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工具，并在逐渐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本书就叙述了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两大区别：第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秦汉统一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第二，传统哲学史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虽然书大都很厚，但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也无法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更加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与本系列的第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籍。当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考现代问题时，会打开更加广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