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10篇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是一本由【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 【法】罗杰•夏蒂埃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1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一)：几个小问题。。
1、关于剥鳞片的比喻
福柯说“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话说这是好奇怪的翻译），其中是否有“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呢？夏蒂埃认为布尔迪厄为确定性剥鳞片的做法首先是“对界限、分野和区划提出质疑”。葛兆光在《思想史课堂演讲录》中对于白天与黑夜概念及意义的讨论也有些这种味道呢。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有何哉？”却还是有光天化日与月黑风高的加工产物。
2、关于分化与地位
夏蒂埃说我们需承认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迫使被统治者接受关于他们处境的论说。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被统治者一旦开始怀疑所谓其天然处境的观念，革命才会在社会问题中扮演角色，而此时此刻已经可以被贴上现代的标签了。两者的论证似乎暗含某种契合，就是知识分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事实上是站在统治者阵营中的，但地位却并不那么牢固。“你把手表交给我，我来告诉你时间”，这是一个不错的比喻，知识分子的“元地位”似乎也就是这么建立的吧！
3、关于概念的概念
康德的模式：“反观性地批判自己用于思考现实的工具”。一直不明白我们怎么用概念来解释概念，到头来好像都会陷入循环论证的丐题谬误。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二)：简单介绍了布尔迪厄的观点
书中涉及了一些社会学的概念和观点，也许受限于对话录的形式，涉及的概念和观点大多一带而过，未能展开。个人感觉译者翻译的很流畅。
之前没接触过社会学，所以对于社会学的作用，及布尔迪厄书中表述的观点及其价值没有概念。但通过布尔迪厄的简短叙述，对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及作用有了入门的了解。
书中的涉及的内容：
社会学的目的、研究领域和作用。
社会学的研究结论并不被各界所理解和接受（在当时的时点）。
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部分异同。
知识分子的幻觉或文化宗教。
简单介绍习性和场域的概念。
结构与个人的关系。
布尔迪厄对马奈、福楼拜的一些研究观点。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三)：后“‘社’会‘史’”
首先Orz这样的篇幅也能搞成一本书，更何况一大堆不用翻译的文献注解，除了两位对话者，其他各方都很省心。不敢说法文的翻译如何，但译者在其序言和正文中还是暴露出个别专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把曼海姆的“无所依附”/“无所附着”的知识分子译成“无依无靠”的知识分子（页44），原本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顶多是在独立与恋乡之间去留彷徨，现在顿时成了花落飘零的苦逼孤儿。而把左拉写成佐拉（页2），页59的民族方法学就是ethnomethodology，这个不难看出。页100第七行纯属编辑失责。至于说涂尔干的《教育思想的演变》（页77），书名只好let it be了，但那是讲课稿，里面没有“一篇文章”。
就把它想象成《世纪大讲堂》的名家对谈特别版好了。在公众场合和有限时间里，两位谈得足够有水平，不乏可以拿来进行豆瓣广播（其实你能指望听这些的就是原本指望要听这些并以你指望的方式听这些的人）的名言警句，比如页39：“社会学家与其研究和写作的关系完全符合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的描述”，又如页44-45，“大学依附往往比政治依附更具歪曲作用。我认为，学术利益对大学教师的左右要超过政治利益。换句话说，谁占有了思想工具和思想对象，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身思想的主体。人们并非生来便是自身思想的主体，而是在重新认识决定论后才成为思想主体的。”多适合自恋的人拿来自嘲啊。
页49更好玩儿，“社会学家都很清楚，人们做出的诚信回答不一定能反映事实真相。他们的工作就在于通过行为观察，以及发表言论和著作来建构复原真相的条件。有些蠢货总是以为老百姓的话要比其他人的更真实。实际上，老百姓最是受人统治的，他们尤其深受统治力量符号机制的控制。”这话等于直接扇了不同时代多种左派学术力量的耳光。当然布迪厄此言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不会不知道，社会学家里面肯定不会没有蠢货的。或许他只是不想重蹈马克•吐温的覆辙。
严格来说，这其实不是什么对谈，而是夏蒂埃在采访布迪厄，只是这记者足够有水平——虽然这书归于《历史学的实践》丛书，让我们赞美近年来集中推出一大排同类书的这家出版社。布迪厄毫无（部分）社会学家面对历史学家时常用的那种心理劣势，他直言嘲笑新潮史学家无非不再跟着布罗代尔去清点港口木桶，改成清点书籍了（页65），这让对面坐着的这位阅读史大家情何以堪。他甚至认为整个历史学学术共同体都不如社会学那么痛苦、艰辛、尖锐，和这个世界、和自己过不去，并且迫使夏蒂埃也承认这一点（页74前后）。当然布迪厄也对韦伯、福柯、埃利亚斯等社会学家（虽说/哪怕这些都是深具历史取向的社会研究者）有所批评，认为不应强求历史进程重大规律（如页88以下）。准确地说，他这是在吐槽世人对后几位大师的流俗解读。
总之，这本小册子颇值一读。不到一部电影的时间和价钱，即可见证两位一代宗师剖析科学共同体如何奔在囧途，而且不乏笑料。只是对于专业读者特别是熟悉布迪厄那套磕儿的社会学读者，阅读或许缺乏冲击，即便夏蒂埃亲来豆瓣，也没啥索隐解读好给他看的。这毕竟是二十五年前的交流了。好在里面还是谈了不少研究概念的历史建构的意义，这任务远未过时，“社”会“史”之后，该干的事儿还多着呢。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四)：夏蒂埃对话布尔迪厄（刘永华）
转载自刘永华老师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3f05cd0100wwpe.html
前日病腰疼，卧床休息，利用半个晚上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之所以读得快，一则因为这本小册子仅有六万字，再就是在对话中的布尔迪厄，一改其著作中晦涩的文风，用相对浅显的表达方式，道出较为抽象的学术思想。
本来以为这本书是前两年写成的，读了夏蒂埃的序言，才了解到此书原本是1988年两人在法国电视上的现场对话，2010年方整理成文字，交付出版社印行。因此，书中的内容，已是二十多年的东西了，谈不上新。不过此时布尔迪厄最重要的著作如《实践理论纲要》、《区隔》等均已先后问世，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已渐达巅峰，因而书中还是触及到他学术思想中若干核心理论和概念。同时，由于是与一位史学家对话，中间难免不时谈及他对法国史学界和近代欧洲历史进程的看法，这些信息，在他的专著中是不易读到的。
88年两人的对话，是法国某电视台《名人直白》栏目制作的系列节目，夏蒂埃与布尔迪尔共做了五期。这五次节目的主题，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二次，对话的内容主要是社会学和社会学家在法国社会中扮演的社会角色；第三至五次，对话的重点转到布尔迪尔提出的几个关键概念，比如惯习（habitas，本书译为习性）、场域等（第五次对话主要围绕艺术场域）。这些概念，布尔迪厄在自己的著作中已经多有讨论。不同的是，由于传播形态的差异，对话中的布尔迪厄更倾向于用简明的例证、浅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阅读相应的对话内容，读者可少几分阅读其著作的挫败感，而多了几分阅读的愉悦。
1979年，《区隔》一书首次付印后，布尔迪厄成为舆论界争议的中心，书中对审美趣味背后的社会区隔机制的讨论，激怒了不少吃艺术饭的人。制作对话节目时，相隔已经将近十年，但从布尔迪厄的谈话看，他自己还身陷于这场论战当中。他对社会学家之社会角色的定位，对其敌人而非对手（布尔迪厄认为他的批评者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他们只是一味地攻击自己的看法）的批评，都表明这仍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在对话中，他反复申说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并非如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样，视自身为先知、救世主，布尔迪厄对社会学家角色的定位是康德式的反观，“如果说我有一种理论模式，这便是康德的模式，即反观性地批评自己用于思考现实的工具”（第34页），这一学术定位，其旨趣在于“工具的批判”。但利用批判的工具，进行工具的批判，谈何容易！难怪布尔迪厄不无自嘲地说，社会学家与其研究的关系，“完全符合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的描述”（第39页）。
夏蒂埃，布尔迪厄。1988年，一个是暂露头角的史学家，一个是如日中天的社会学家。地位有异，两人的对话也不尽对等。当然，作为《名人直白》节目，对话的主角自然非布尔迪厄莫属。在对话的主题上，明显是以布尔迪厄、以社会学为中心的。作为历史学家（在第一次对话中，布尔迪厄说“我面前是个可怕的历史学家”），夏蒂埃自然要尽量将话题引向社会学与历史学、社会过程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不过布尔迪尔却像狡猾的猎物不轻易上当，经常在打太极拳。
不难看出，布尔迪厄对历史学，包括年鉴派史学有不少保留意见。“我们有世界上最强的历史学派，这并不只是口头上的恭维”。说完这句，他话锋一转，“但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们在运用范畴时往往表现出离奇的天真”。他指出，“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所有观念、词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建构的。而奇怪的是，历史学家所犯的时代错误无疑是最多的”（第33页）。布尔迪厄在此批评的，就是将历史分析的概念当做先验的、不需检视的对象，这种做法在年鉴派的系列史研究中相当普遍。布尔迪厄志在进行工具的批判，对这种做法自然是不以为然。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正是破除这些范畴的先验性，将之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物。对这一批评，夏蒂埃是深以为然，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这种做法是“社会的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将之视为年鉴派传统中三个必须加以摒弃的方法之一。
社会范畴化的问题，固然在社会学中也存在（布尔迪厄称之为“类别中心论”），不过两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在历史学中显然比较突出，何以如此？布尔迪厄的理解是，这个差别与学科的特性有关，尤其是与是否面临认识论实验的处境有关，其中的一对主要关系，是相关研究中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不同，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关系不同，客观主义倾向或主观主义倾向的力度也会有所不同。”（第70页）社会学家分析的多半是自身的社会，他们不是旁观者、局外人，对社会的反观，也令他们自身感到切肤之痛，这种处境，就为认识论实验提供了可能，为研究者反躬自问，为追问在日常语境中想当然的范畴、逻辑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在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中，认知主体多半是旁观者、局外人（除了研究当代的史学家），与研究对象“总会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在其考察的游戏中没有赌注”，因此“很少会陷入认识论实验的处境”（第70-72页，又参第74页）。我的看法是，这一学科区分不宜过分强调，史学研究、民族志都不是玄学，而是扎根于本土、当下，精彩的史学著作和民族志之所以引起学人的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在异域、过去与本土、当下之间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关联，为读者拉开与本土、当下的距离，变熟悉为陌生，将习见的概念、逻辑相对化提供了契机。想想米德笔下的萨摩亚人，想想近年对“中国”、“汉人”的思考......
在对话三的开场白中，夏蒂埃很明显是有感而发。结构与个人的关系，在80年代的史学实践中，成为一个必须进行探讨的问题。系列史、心态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结构性，已受到诸多的批评；对微观层面尤其是个体的生活世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结构史的逻辑，引发了史学研究何去何从的讨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这个主题，其用意应是引出对“惯习”（“structured structuring structure”，“被结构化的、同时起建构作用的结构”）的史学效用的讨论。不过依我看，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次对话不太成功，两人的对话慢慢被转换为社会学与历史学学科差别的讨论，转换为认识论实验的讨论，史学研究中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关系的话题，似乎被撇到一边了。
在接下来的有关惯习和场域的对话中，夏蒂埃试图换一种方式来进行提问。仍旧是惯习，但这次要设问的是惯习的起源，这牵涉到社会化过程，也牵涉到历史进程。他甚至追问布尔迪厄：“你使用‘习性’的概念是否旨在对抗另一种传统，即此前的心态史传统，以及更早形成的《年鉴》杂志的传统？”（第81页）对后面这个问题，布尔迪厄避开了。但对惯习的生成，他是这样评论的：“行动者有其成长的历史，他是个人经历和环境教育的产物，他也是集体历史的产物。尤其是，思想类别、知性类别、感知模式、价值体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归并社会结构的结果”（第82页）。好，这里提到了个人经历，又提到了集体历史，看来至少在后者的层面，惯习似乎与跟历史搭上关系了。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布尔迪厄又退回社会学的解释。在进一步的对话中，夏蒂埃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文明进程》中，埃利亚斯建立了个人心理结构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你说“是否有可能对精神分析的对象进行历史化”？考虑到这里的个人心理结构与惯习之间的相似性，我想夏蒂埃是在延续开场白中提出的追问。这次讨论稍有进展，布尔迪厄认可埃利亚斯的研究，同意国家在权力行使、垄断暴利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不过很快他又将话题引向自身对场域的理解，一段刚要开始的讨论嘎然而止。
同样的问题，在最后一次对话中也存在。这次对话的主题是场域，尤其是文艺场域。由于话题是马奈、福楼拜等历史人物，还是有可能就历史进程展开讨论的，但实际的讨论围绕的是场域而非过程，是福楼拜何以是个“社会学家”，而非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时代性。最后谈到米什莱，又绕回到社会学与历史学差异的老话题。布尔迪厄对米什莱没有好感，认为他太过注重优雅的文体，“不能与原始经验和美学追求一刀两断，也不会停止从自己与研究对象的关联中获得享受”（第113页），他们应该像社会学家那样，去讨论结构。对此，夏蒂埃的反应是表示赞同。在对话行将结束时，他指出，史学界对社会行动者的理解方式的强调（如体现在微观史中的做法），“助长了历史学家再现他们经历的欲望”，“历史学家担负起死去的亡灵复活、用故事重现他们一生的任务”。他担心，“这种做法也会阻碍旨在将结构与个人、地位与习性衔接起来的研究”（第114页）。说到底，和同事如雷维尔不同，夏蒂埃似乎更愿意与微观史保持距离，强调兼顾结构与个体的重要性。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五)：《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书笔记
这一交流学期选修的全为社会学课程，目的是试图与自己的本专业——历史学——形成跨专业互动。因此，也选择了这本小书作为补充读物，以了解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碰撞的大体情形。具体到本书的背景，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学界下，尤其是年鉴学派受到了来自自身与外部的挑战。夏蒂埃为代表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试图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中汲取养分，从内部修复年鉴学派的传统。
仅仅记录一下阅读笔记。略微稍提的是，对于本书的阅读重心将会放在，通过夏蒂埃和布尔迪厄二位的对话中所概括出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社会影响上有趣而微妙的异同之处。
对话一：社会家的职业
夏蒂埃在一开始就指出了自己的问题：“什么是社会学？什么是社会学家？应当如何看待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19】
布尔迪厄关于社会学的公共普及，提出两个面向，一个是纯学术性的社会学；另一个是实用性更强的，可以利用之进行自我分析的社会学。但是后者往往会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因为与当下的现实太相关了。
第一场对话的主题将会围绕着知识活动的政治效用，通过社会学的情况来表明法国知识舞台上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如何变化的，我的理解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的变化。
布尔迪厄主张的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再像萨特那样，对整体性的问题做出全局性的解答了。现在的知识分子需要做的是，对局部的小问题做出尽可能全面的回答。但是同样是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社会学家提出的问题一定是要比新闻界和评论界以及——伪科学界——这个提法十分有趣了，要更加负责任。
夏蒂埃所指的——如同福柯一样——为确实性剥去鳞片的含义指的是：指出显然事物历来是在赌注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构建的。具体指的是【29】“对这些客观的划分，应当从其形成的历史原动力中去理解。应当永远思考，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而不是其他的划分？这种划分对什么和对谁更为有利？”
具体来说，是术语在历史中是怎样被构建的过程。这里其实已经为之后介绍场域的概念做了铺垫。比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这是在这个划分被创造出来之后才有意义的一个概念。
对话二：幻觉与知识
能够掌控自己的知识和理性，本身是一种幻觉。
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的自我了解。
社会学的目的是破除习见。社会学将研究对象的客观化，但面临的疑问是它是否能够完成自身的客体化。
比较显然的一句话提法是“历史学家自身处于历史之中，历史科学是否存在；社会学家自身处于社会之中，社会科学是否存在？”
对话三：结构与个人
夏蒂埃最开始总结了下，人文科学在当时所面对的两难境地【57】，一种是传统的用阶级、结构等一些术语与分类来研究社会与人类；另一种是“复原个人的行动、策略和表象以及人际关系的愿望”，具体表现为转向对人物传记和人物意向的研究，用“共同体”概念来取代对社会职业或者社会阶级的思考。
其背后是旨在询问布尔迪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的对立是否是个伪命题。
布尔迪厄认为，这种学术上的对立命题的存在，其背后依旧是权力的运作关系。比如清点木桶和清点书籍的背后是文化史与经济史更替占据主流话语权的过程。有意思的是，布尔迪厄说出此话的时候，对面就坐着一位“清点书籍”的文化史学者。
各种以主义为后缀的争端，其实质是政治斗争在科学场域的体现。
从逻辑的角度，布尔迪厄解读了这些与对立有关的伪命题。客观主义主张要摒除社会学研究对象预设的一些概念与立场，就比如说当研究对象是一个个人时，他的经历、自传等等材料，是不被纳入客观主义的考量的；而现象学的学者则认定，值得关注的是主体的主观想法。
引了帕斯卡尔的一句话来说明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双重现实，“世界包括我，我了解这个世界”。后面讲述了布尔迪厄自身的学术研究经历，旨在揭示能够破除并且认识到这种悖论的工具。
夏蒂埃很尖锐地提出，既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有一定距离就不会陷入认识论困境，而历史学研究就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学科。因此历史学家不会遭受太大的痛苦，而社会学者的研究往往更具尖锐性和悲剧性。
对话四：习性与场域
习性（habitus）：有共同社会经历的生物个体对精神结构的归并。这个词语对于社会学领域来说是布尔迪厄新引进的一个概念，似乎意在对应或对抗年鉴学派的心态史？
布尔迪厄说这个概念的学术谱系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习性指的是一种潜在的、存在于社会集体中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的因素。
还有一点：客观结构转变为主观结构，具体来说为一种优选系统。这一现象是通过巴黎商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对立为例来说明的。
布尔迪厄说 “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是极为荒谬的”。我的问题在于，将社会从个人的层面独立出来，是社会学最初形成时期的特点，布尔迪厄主张回归的是怎样的一种互动关系。这里还只是他为了说明习性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意即社会的存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客观性的各种社会机制, 一个是以个人的和被归并的状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和内心中。而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种种刺激，都是通过已经构建起来的类别来进行的。“元实践”的概念。
引出另外一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他的企图是“理解精神范畴以及更深层的个人心理结构如何在长期过程中发生改变”——对精神分析的对象进行历史化。在上学期阅读了美国精神分析学者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就是将对甘地的精神分析放置在个人自传式的历史中去进行考察。然而根据夏蒂埃的说法，布尔迪厄对于这种展望的态度是拒绝的。原因何在？
布尔迪厄对重大的趋向性规律是否存在秉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比如韦伯的理性化进程，埃利亚斯的国家垄断身体暴力的进程，福柯的“禁闭”概念等。
对于身体暴力、符号暴力等等的研究，“如果不了解这些身体暴力和符号暴力的程度，便不会理解此类社会中的某些机制”——我关注的是社会学的独特之处，用创造出来的语言与标签去理解社会现实，这和韦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是否是相似的。虽然这种术语与标签并不就是真实本身，仅仅只是便于理解的工具。
体育被作为一种例子来说明对习性的改变。变成今天的“较量不造成破坏，使对抗不波及性命”的形式。
开始引入对于“场域”这个概念的介绍：场域和习性的关系是——在不同的场域，同样的习性（权力关系、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态等等）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夏蒂埃用两个例子简化了这个概念：政治这个词有关于“赌注和某种公共空间的形成”的概念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有这层含义的，如果这个例子还太过含蓄的话，接下去的例子更加易懂。我们今天所称呼的体育这个词语是在18世纪末在英国才产生的。在这个概念的相关研究中，历史学和社会学在做的同一件事是，“为了确定运动员及其生涯和竞赛活动在社会空间所占的位置，人们需要分析这些足够统一的社会空间的形成条件”【85】
“连贯的谱系”的虚假性：比如体育史中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连续性，其实是忽视了英国私立寄宿学校和学校体制的出现。
而这种虚假的错觉其实一直都是历史学家犯的错误，比如称呼米开朗基罗为艺术家。这是布尔迪厄提出场域这个术语的真正目的——指出历史学家犯的术语错误，这一点在之前的几场对话中也有提到。
研究的应该是一个空间的起源——这个空间就是场域。
埃利亚斯认为国家的权力运作是可以在场域的形成中体现出来的。然而布尔迪厄并不如此认为。布尔迪厄认为在思考有关国家的问题之前，需要先思考场域本身是如何运作的。但是貌似并没有详细展开【87-88】。接下去则是回到了国家的问题：“国家成为涉及场域控制权的元斗争的场所”。
对话五：马奈、福楼拜和米什莱
此三人都是转向后现代的承上启下的，在三个不同场域的人物。
夏蒂埃的询问，表面是对于布尔迪厄学术转向的原因的探索，其实是对于布尔迪厄场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了解。布尔迪厄自己认为上述研究是对场域起源过程的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地步。
反抗者是新场域的创造者。
夏蒂埃的回答十分有意思，像是一位历史学家会去关心的问题：“你是否认为，单凭马奈的一声惊雷就能重组所有立场，使相互对立的立场在新的绘画场域内得以并存呢？” 历史的复杂性不是单线程的个人或单一事件可以解释的。
布尔迪厄随后回应这种来自历史学家的质疑，新场域来自于从“规矩”到“失范”的转变，人人都有对于合法性争取的权力——这就是布尔迪厄定义中的现代艺术场域。
夏蒂埃接下去的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关学科化的议题。
场域内没有制度化的存在，但是场域内也有规则。用了海德格尔用哲学家身份表达纳粹思想的例子来证明场域的存在。
后来对话回到了学科化的大议题下：在学科初创的时期，比如在“社会学的话语尚未形成时”，其他学科——或者说其他场域的符号生产占据着整个场地。结合刚才布尔迪厄自己所阐述的关于新场域的起源问题，当原来这些被视作为最合法的符号与语言的合法性被新出现的语言和符号们争夺挑战的时候，那么新的场域就在期间诞生了，也就是新学科也就如此诞生了。
最后提到了，写作方式与科学学科的关系。在夏蒂埃的理解中，历史学采用讲述的形式会更加便利，这是一种从文学场域中借用来的形式；社会学的宗旨和历史学本身就不同，社会学是为了和研究对象拉开距离，于是两个场域的写作方式也有所不同。
布尔迪厄最后还“嘲”了一下历史学者的写作方法，实则是继续了两个学科的不同的这一话题。历史学者的叙述更多强调修辞与“雅”，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于范式的追求？
小结：
社会学和历史学在社会影响上，后者在民众层面上与学界层面上都较易被人所接受。这是由于历史学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距离性所决定的。社会学则更加容易应用于现实中，激烈而无意义的争端更容易在社会学向民众或者学界的两个层面上分别触发，这也是社会学的公众普及与历史学的公众普及各自的优劣之所在。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便是布尔迪厄提出的，学者研究对象的变动。从总体性到局部性的变化。这是包括社会学与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目前都具有着这样的一种趋势。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于历史学研究有所启示的是对于虚假的连贯性的挑战。历史学家是否能够保持与研究对象在含义层面上的一致性？这其实是对于历史学开展基础的一种挑战。
2017.12.于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