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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读后感10篇

时间: 2021-02-15 04:16:17  热度: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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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一):五四青年的悲剧

不少人总会把胡适、傅斯年归为“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但胡适说中国处处不如人,正是处处在与人比,处处不欲落人后,处处都要在人之上的长远抱负;傅斯年更是一位爱国者,为了民族的未来放弃最熟悉的传统知识而狂热追求西方学问,史语所的工作是以重证据与理性的清代考证学接榫现代西方学术,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虽反传统,却难以割舍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傅斯年称之为“一团乱麻”,“世界上决没有一笔勾销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主义……”一些爱国的五四人却“偏偏要一笔勾销自己的历史文化”,他们深陷传统与西化的二律背反中,这既是矛盾,也是悲剧。罗志田教授在《再造文明之梦》中评价胡适“他在中国社会扮演外国传教士的角色,他引进的观点和精神可能住建委国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却会因为太像外国人而疏离于他的祖国和同胞……如果一个启蒙者同时也是外来者,则启蒙见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其历史使命完结之时”,五四青年的悲剧在于“他所批判的正是他所热爱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归宿的本土”,其志在一点一滴改革,创建一个学术社会的五四精神,在集体主义与民主认同高涨之时,成了他们对现实懵懂无知和漠不关心的精神负担。胡适有首《孔丘》,诗云:“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胡适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终身实行之。傅斯年何尝不是,试问当下的体制可能否产生一个视死如归的“傅大炮”,若能,则是党之幸事,国之幸事;如不能,则视其为“西化”之人,实在太看轻了这个傅孟真!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二):雪夜閉門練穿越

王汎森先生此書第286頁,附錄傅先生小說一篇,年代不詳,趣味極大。略書所見,聊資談助。

小說開頭說:「時宇相對,日月倒行」。「時宇」二字,見有網友錄作「時字」,難道是版本不同手民誤植?「時宇」才正確。

上下四方為宇,今人所謂空間。時宇相對,即時間空間相對,space-time或Raum-Zeit相對。所謂相對,非相對如夢寐之相對,它指的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本此而時空旅行遂成可能。小說中的「我」能夠「昨天」在「古董舖」裡搜到民國三十三世紀人寫的信,就是因為此信通過時空旅行,「日月倒行」而跑回民初了。本書第65頁腳註2說:傅先生在柏林大學曾經旁聽過愛因斯坦的一些討論課,是為佐證。

小說的年代不詳。希望文獻學家能分析原件的鋼筆墨水考證一下時代。王先生認為是1930年左右,我猜或許是1932年,陳寅恪出孫行者、胡適之對聯題目之前。

小說引用虛設的人名辭典,說三十三世紀的歷史家將主張「孫文堇《西遊記》孫行者之人間化、當時化」(堇是僅的假借字,不須改字)「此皆是先由民間傳信,後來到讀書人手中,一面求雅馴,一面借俗題寫其自己理想的」。這段話很難不令人想起陳寅恪在1932年給清華同學出題對聯的掌故。

民國初年,民間是否曾有孫文乃孫行者下凡之傳說,非我所知,但陳先生出此俗題當然是為了寄托他的政治思想,這是他老人家立言的風格。若從湘鄉南皮之間笑看孫文,賜其孫行者之雅號,和另一位大鬧天宮的美國留學生胡適之放到一起,那還真是珠聯璧合,理所應有。也就是說,沒錯,我猜孫行者之怪聯還影射了孫中山。傅先生的政治文化思想和陳寅恪雖不相同,但他的小說對上述猜想提供了極具穿透力的旁證。相對的,傅先生的小說也在陳先生怪聯的映照之下趣味倍增,陳先生的怪聯彷彿提醒傅先生:如果孫文能給未來的疑古派說是孫行者的化身,那麼胡適之豈不更是?孟真你對疑古派的戲仿還有一間未達!

孫行者、胡適之、孫文何以能夠相提並論互相幻化?何以這種對聯遊戲能被認為雅人深致?一般人只道這是文學傳統,殊不知它和轉世下凡、歷史重演、數術預言等等學說信仰也一脈相通。王德威先生近年呼籲發揚陳先生的詩學,吾人真要引頸企盼。但發揚之際,別忘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它極可能也曾對陳氏詩學提供了思想土壤,就像它影響了孟真這篇小說一樣。那些用典影射、冥思神遊,其實很可能都是一種帶著神秘主義色彩的時空穿越追憶,和俞曲園的回魂絮語可堪比擬。吾人若不具此靈根慧眼,豈能夢遊清華園而記其宮牆之美,夢謁陳夫子而闡其詩史之奧?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三):笔记摘抄

1、他们当时奋战的对象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还不大能熟练地掌握新型传播媒体及横向组织,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开始组团体、办报刊,推展各种活动来与新派相抗。这时候谁的论点说服人,谁的立论坚决(有时候是武断),谁的观念与社会的脉动相照应,便在各种“论述”的争衡中逐渐胜出,一旦它获得“群聚效 应”,这个“领导性论述”便逐渐上升到全国舞台的中央。“领导性论述”在形成“群聚效应”之后,它便开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时也吸引一大批靠着向“领导性论述”靠拢而获得利益的人,许多在各地响应这种领导性思想论述的人,逐步以之成为身份上升甚至谋食之阶。新思想一旦获得“群聚效应”,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类似科举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论时,大量清季的经世致用之书成为敏感读书人科场得意的上升之阶一样,不管动机如何,它们都帮助新思潮的迅速传播。——王汎森:傅斯年,三联书店,2012年,第4页。

2、许多激进的数师、记者和青年学生形成了挑战主流的边缘团体: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上海,工作在大众传媒领域、书店或者是二三流的大学。虽然他们的许多著作是敏锐而精细的,但大体上他们的研究都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一些没有名气的出版公司的出版物上。——王汎森,傅斯年,159页。

3、此外,另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也促成了传统学术的复兴。清末民初之人多愿意相信,如果接受了西学或科学研究,就会自动取代旧学。但事实并非都如此。譬如,虽然史语所开展的许多考古事业之出发点是为了否认诸多神话,但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些大规模发掘的主要领导者李济,在多种场合中注意到,很多以前被推翻的历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金文和甲骨文甚至含有《尚书》中很多章节的记载。当象骨在安阳避址被发现时,见于各种古籍的殷人服象传说第一次被证实了。考古调查也证明:中国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长远得多,而三代则相对远一些。这些新发现鼓励中国人为他们民族历史的悠久而骄傲,也使国人对传统记载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王汎森,傅斯年,173页。

4、身处一个混乱无序而学术资源有限的国家,一位学术领油与政府的个人关系是获得其事业所需资金的唯一方式。这样,他的政治选择就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是一种事业性的策略选择。但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尤其在北伐战争取胜之后。他们不能扭曲他们的自由主义理想来适应两个集权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或共产党;他们从未在两者中任何一个党派里真正建立地位,也从未被其中任何一个党派所接受。他们实际成了现代中国政治中的‘第三种人”。——王汎森,傅斯年,234页。

5、陈寅恪从1929年起便应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直到陈氏滞留大陆,在台北继任该组主任的陈槃先生仍不敢真除,自称代主任,直到1969年陈氏凶耗传来,才将“代”字去掉。——王汎森,傅斯年,321页。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四):閒來翻書: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我們最注意新資料的獲得……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頁86)

“史學即史料學”一語,後人有贊成,有反對,爭論頗多。桑兵教授曾有一文特爲傅氏辯白,指出傅氏亦重視史觀,其重視史料之最重要者乃在於“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認識整理史料之於研究歷史的作用”。桑氏之解析當否非我所敢論,然鄙意則覺得其文似多其個人見解,而恐非傅氏原意。但不管怎麼說,傅氏一直在強調史料尤其是新史料的意義,則似無疑義。有重視、發掘過去或他人所不注意“材料”之眼光毫無問題,但一味追求材料,卻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歷史學的發展。陳寅恪最初是與傅氏一起重視搜集檔案等材料的,他最初的文章也多利用梵文、敦煌的材料,但後來他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基本全用兩唐書和通鑑這些最普通的材料,或許就有反思傅氏史觀之流弊以爲對抗之意味(此姑妄言之)。時至今日,新材料之應用仍舊是歷史學界所追求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碩博士論文答辯,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有哪些前人沒用過的材料。材料之多誠可以拓寬我們的視野,但更重要的是解釋。此亦涉及歷史學之意義問題。研究歷史為何?先師每好答人以讀歷史無用,而引培根“讀史使人聰明”一語。個人的意見,研究歷史,即是認識人類社會。那麼,“史料”的豐富與否便沒那麼重要,而在於透過所謂“史料”——其中往往有古人之深意存焉(然古代亦有史料之名,明董復表採王世貞文集爲《弇州史料》)——以考察人類以往之遺跡,爲認識人於此時空中位置之一塗轍。

上面一段話最可注意之另一點爲“我們不是讀書人”一語。傅氏有意將近現代的專業研究者同古代的讀書人嚴格分開,擺脫“讀書人”的身份限制。傅氏是強烈要求學術與道德和政治分離的,但在抗日戰爭中,他卻也不能不作《東北史綱》、宣揚“中華民族是一個”以服務於政治——儘管我並不贊成他那種“曲學”的方式。可由此卻也說明,學術仍舊擺脫不了政治,擺脫不了現實社會。換句話說,學術不能沒有現實關懷。我曾有《走出書齋的歷史學》一文,便是此意。

其實,在廢除科舉之後,“政教分離”,讀書人,或者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上之存在位置與意義便頗成問題。余英時有一篇《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1991年8月號總第六期),指出中國由士衍化成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逐漸地邊緣化了——既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作為一篇演講,他最後說“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究竟處於甚么位置已是一個毋需討論的問題了”,實際上是在批判中國大陸的現狀。時間過去了二十年,現實仍舊沒有改變。近些年所謂的“公知”,也依舊是在社會邊緣著力,很少能直指政治,也很少真正以文化爲根基。在現實的中國,知識人(借用余英時的說法)該如何自處,至少對我來說仍然是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據此書所述,令我十分驚訝的是,作爲五四運動最著名的學生領袖,作爲最激烈反傳統的近代學人之一,傅斯年晚年竟然回歸到孟子的“道德哲學”。當他成為臺大校長時,竟然把閱讀《孟子》作為所有臺大一年級學生的必讀書。反傳統的五四青年的晚年轉向值得深思。其實,這一代人的舊學功底相當不錯,他們自幼所受的教育,其實是以中國學問爲最初的根基的。在新文化運動中,這成了他們極力要擺脫、拋棄的東西。兩級之間的撕裂、“一團矛盾”,恐怕是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面對的問題——更何況他們正處於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政治文化變局之中。好像自由主義者最終都對中國傳統表現出尊重,承認其現代價值,而這批人大多隨著政權的更迭轉移到臺灣。而留在大陸的,除了左派“馬克思主義”者外,又被黨的政治、思想高壓統制所“同化”,各方面的反傳統比五四更進一步,其餘波至今未歇——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兩岸如今的社會現實,恐怕與1949年以後不同的學術遺產不無關係。

2012年5月28、31日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五):几点感想

一、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相似之处

傅斯年生于1896年,胡适生于1891年,二者相差不了几岁,二人在学术上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在私人关系上其实还可能含有相似身世上的互相认同,这种认同也可能影响到了二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学术经历。

在身世上,二人均是幼年丧父(傅斯年9岁丧父,胡适则是4岁左右),由母亲抚养长大。在当时,孤儿寡母,几乎完全要靠亲属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在这期间由于缺少父亲这一形象的引导作用,缺乏了对象征着传统道德父亲的仿效行为,也就无法体会到道德的约束力的正向价值,而只会有一种被束缚感觉。胡适在回忆自己的母亲时曾讲道自己因顶撞母亲而使母亲极为伤心,在这个回忆中,征服胡适的是情感的力量而非理性的规范,这无疑可能会滋生另一种情况,即当顶撞对象和自己无情感关联时,“顶撞”这种无礼行为也不会得到修正。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在傅斯年的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从生活的艰辛的角度来讲,他的周围肯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然他在对自己家庭的追述时,就不会非常简略,这背后除了王汎森先生所列的“耻辱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可能——在傅父去世之后,他们母子所遭遇的世态炎凉极有可能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不快的印迹,故而在追述家世时,他于有意无意之间不愿过多提及这段往事。如果上述的推测能够成立,我们也就可以给后来傅斯年否定传统道中家庭伦理文化等行为找到一点心理上的依据。而且这也极可能是傅斯年弃黄侃而转投胡适门下的原因。

而且在否定了传统的道德之后的留学生涯中,傅斯年极有可能试图找到一种既能否定道德,又能有所建树的理论,在这面上,他极有可能不完全地接纳了英国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因为功利思想最初的建立也是建立在反道德和建立政治秩序的基础上的,虽然两种道德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胡适则是从美国引进了自由主义。

二、与王国维之间的异同

在中国古史起源多元论上,傅斯年和王国维的学术有着相似之处,但很少人注意到,傅斯年在确定史语所的研究方法上,其实也可能和王国维的观点有一些内在的联系。王国维在进入清华大学任国学院导师之后,他的讲义(后来出版时名为《古史新证》)中就提到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中“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就强调了地下的新材料对建立史学的作用。而傅斯年无疑是变王国维的“幸于……”为主动去寻找证据,进而重建历史。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尝试。

之所以,傅斯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恐怕是在经历了与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的接触后,他发现在这些领域中,自己与其步他人后尘,不如以更大的气魄以科学的方法开创一种新的局面。但以史语所这样的机构来说,田野工作、考古发掘、外出采集等行为无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因为这个缘故,傅斯年不得不依附于相应的政府机构,这也就束缚住了傅斯年的学术发展的独立性。

三、来自陈寅恪的影响

傅斯年在出国留学之前曾打算攻读硕士学位,但后改变了初衷,不再致力于取得行为以至于让胡适非常失望。这里的缘由,恐怕是受陈寅恪的影响。陈寅恪在欧洲求学多年,最后也没有取得一个学位,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比较奇怪的事情,但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陈先生的做法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行为背后对“君子不器”的追求!西方的学位大多属于专门之学,而非博通之学,所以与其拿的一个学位受到一定师承的限制,不如博览各家取其精华,以便融汇贯通自称一派。陈先生的这种思想,无疑对傅斯年与青年时代即为学生领袖的广阔视野相契合。也就是说,傅斯年在于陈寅恪的交往中,无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精髓,这也为后来傅斯年重新接受传统文化的价值埋下了种子。

他晚年否定自己年轻时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一方面得益于他离开了封闭的学术领域而进入实际社会活动的经历,另一方面恐怕也得益于他旧学功底。而后者为他提供了对传统文化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比胡适更有优势。

纵观傅斯年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到,那一代学人对振兴国家的热诚,然而因为在热诚的背后缺乏了一些必要的冷静和清醒,枉走了许多的道路,而这个过程也在稍后的殷海光的经历中有所体现。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六):“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的傅斯年

学者王汎森做傅斯年研究,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其研究资料中不仅包括各类的傅斯年著作,还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四千多件傅斯年档案,其中有大量的书信、笔记、批注、未刊稿等。对档案资料的梳理固然须耗费极大精力,但若有眼光,所获取是与付出成正比的。如王汎森对傅斯年在古史辨运动中从疑古到重建的思想转型一直有所猜测,但从傅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不大看得清晰,直到从其一本题为“答闲散记“的笔记本中,发现傅斯年用极潦草的字体写的一篇讥讽顾颉刚的小说,才认定这一脉络。而王汎森对有价值的材料的运用,是与其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研究观念相配合的,这也造就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独有价值。

傅斯年是现代学术史上极重要的人物,其思想的“一团矛盾”为人所熟知。他写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发刊词,用的却是文言,固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也难免有新瓶与旧酒之间的撕扯;他来自传统家庭,却真诚地呼吁旧有的家庭体制对青年有害。年轻的傅斯年痛苦地发现:他所爱的他无法坚守,而他能够坚守的他却不爱。王汎森引用美国一位评论者的评论,说这种“两难”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

在学术研究上,傅斯年选择实证的客观方法论显然反应了他意图重建规范的努力,这与传统学术的务虚重心性背道而驰。如傅斯年的古史研究,有一前人所未及的主张,即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他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以此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名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商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且有力地反驳了当时流行一时的中华文明西源论。傅斯年对第一手材料的重视及收集材料的方法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风靡,其影响至今也未停歇。

在傅斯年这里,“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是并行不悖的。他的思想中充满困惑与焦虑,但某种想法一旦确定,任是存在任何困难也要做下去。如果放到现今,傅斯年大约要被称为“学霸”的,他的新史观,他建立和领导史语所,没有点无视非难、一意孤行的精神恐怕是做不成的。傅斯年与老朋友顾颉刚关系的变化,本质上与他对自己思想嬗变的忠实相关,即使有个人缘由,也非主流,毕竟傅斯年作为学者的思想脉络是在矛盾与固执前行中可梳理出大概情状的。

但即使是如傅斯年这样强悍的人物,面对波谲云诡的时代风浪,有时也不得不使自己的学术主张稍微扭曲一下。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驳日本人关于东北不是中国本土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宣传,他仓促编写了《东北史纲》,其肤浅和主观背离了实证客观的学术方法。而抗战期间,有学者进行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傅斯年呼吁停止,因为西南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种族起源的理论与时事需要不符。这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有情可原的,但终究是一个忠实自己学术事业的学者违背事实之处,没有谁能逃脱时代的播弄。

傅斯年这一代人曾主张要建立一个“学术社会”,“二十年不谈政治”,“作学问不问实际应用”,“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是让年轻学者用二三十年做深刻学问”,傅斯年努力去实践了,但显然困难重重,从史语所实际工作频遭各种势力的掣肘,到自己不得不写《东北史纲》这样的文字应对时局所需,证明学术自外于时政实在理想化。1942年,傅斯年参与实际政治,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自此,离开了奋斗许多年的、严肃的学术研究。这其间的得失,不好衡量,不过却让我们观察考量现代知识分子处身于学术与政治间难以厘清的两难境地。

政治之中的傅斯年,仍然是“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交缠。他看清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又极力维护蒋的地位;他猛烈攻击腐败与渎职的孔祥熙、宋子文,但又无法触及国民党的政治框架;他拒绝担任政府官员,但又答应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时代给傅斯年出了很多难题,他只有尽力化解之,能做多少做多少,是否还是一以贯之的实证方法?想起他著名的话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做学问的认真劲儿放到了时政领域,在“一团矛盾”中一意孤行,即使做一个“过河卒子”也在所不辞。

王汎森写的不是完整的傅斯年传记,他关注的如题所言是“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如此的个案研究延伸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无疑,在这部著作中,王汎森完成了他的研究目的。傅斯年作为五四青年的典型代表,其文化的反传统主义与自身出身、修养的矛盾形成吊诡的关系,于是其产生显突兀,其发展亦波折坎坷,有修正、背离,也有坚守不移。至于学术社会的建立,在傅斯年所处的时代,未免是一个大的奢望,而一群学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难逃半道夭折的命运,但已完成的表明了他们的努力,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辛苦挣扎之见证。傅斯年的一生,一直在矛盾中求取突围之径,即使因时代的拘囿难展其才,但他尽了一位学者、国民的忠实本分,“归骨于田横之岛”,是其对世间的最好辞别之语。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七):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先来讲一个故事。

我读本科的时候,现代文学老师曾讲了一次他自己的经历,他到校医院去看病,挂号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历史系的老教授,问及彼此专业以后,老教授很鄙夷地说就是“新文化运动这些人破坏了中国的传统”诸如此类的话。我的大学老师没有任何回答。很多年以后,虽然我自己也忝列现代文学研究之列,但迄今为止,在大大小小不同场合遭遇这种尴尬的时候,我同样是不与夏虫语冰的态度。

但看完了这本书,确切地说是看完了此书的附论的《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我以后是不会再选择犬儒地退避了。

我的不再退避,不是说获得了本专业自足的信心,而是因为王文中通过对清、民两代学人治史方法选用材料的不同,展示了史学研究的进步。我只是由他的这一论述得出了一个很小的启示,支撑上面提到的老教授不屑于新文化运动学人的知识结构观念结构,乃至他的教育,其实都完全是现代训练的结果,实在是一个装了旧酒的新瓶,不可能再有那种旧酒旧瓶了。因此,今天甚嚣尘上地国学热,都已经是披着国学外衣的现代YY。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一个真正的旧学之人,其实并不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毫无疑问应该是王国维。

生性驽钝,对于这些领悟迟及如此,但作为收获,当然是不惭愧道及一二的。

这本书的评价,我个人想到的是八个字:微言大义,言简意赅。

之所以说微言大义,著者在中译本序中提到两个原因:

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学术论文的观点,⋯⋯要紧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

此书是以英文撰写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体例,它必须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

王著看似简单地以傅斯年生平为线索,分章描写傅氏各个时期的工作,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论著容易流于浮泛。但作者在充分地研读了傅斯年的专业著述(在此强调的是,王汎森的目的不是写一部年谱,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考据癖地去引用什么难以查考的材料信件,如果读者真的觉得他所引用的中研院相关档案或者傅氏书信是此书的重点所在,那是入得金山,空手归。)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所以其真正勾连各章的却是傅氏内在的思想、学理、认识乃至情感的内在变化脉络,使得本书“大义”频现,功利点用学术的话讲,王著的每一个章节都自成体系,完全可以独立生发来写就几部专著。

正是如次,这本书的价值彰显了出来,如果只是一本傅斯年年谱或者传者个人情感投射强烈的传记,那这本书定多只是对傅斯年感兴趣的极少一部分人有阅读意义。

但这本书显然超越了此类庸常之作。值此之故,这本书值得所有研治民国史、文学史、思想史的人阅读。

本书的结语“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其实是本书的摘要,如果阅读全书太累,完全可以看本章即可。虽然结语标题个人觉得写得太悲情。

言简意赅,首先是王氏行文流畅清楚。说到这点,这可能是所有真正治史学的人让所有研究文学的人汗颜的地方。 王氏还有一点就是行文于当断之处。例如在《什么可以作为历史证据》一文中,论及清儒重“经”事,他只是略略提及,在注释中说明胡适有两文对此祥述。今天的中国研究,仅就我触及的领域,相当多的人染上考据癖和材料癖,对于同样的问题,即使前人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但后来的人仍然要再三申说,仿佛非如此不显示自己研究深入,但这反而是一种不诚实和不自信。染疾如次,何谈学术进步。台湾学人的态度的确值得好好学习。

最后说一个个人小小的感受,王汎森最后写到,傅斯年晚年反思自己,放弃了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结合体这一形象,不再鼓吹经济平等,他更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虽然由于其遽然过世,这些思想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表达。

但我个人看来,如果没有了经济平等,自由是什么人的自由,是什么形式的自由,什么程度的自由?这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可能也正是此造成了傅斯年1948年对着去北平抢救学人空载而归的飞机大哭的原因,因为对于那时的大部分学人来讲,重要的不是国民政府允诺的自由,反而是经济的平等。

这个平等,是我们今天要严峻面对的问题。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八):“一团矛盾”的傅斯年 ——读《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体生命》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p5) 王汎森在开篇的导论中如是写道。这也恰恰是我对傅斯年的印象:一个有建树的学者、一个社会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在我看来,傅斯年的一生,充实而令人好奇。推动我阅读最重要的两大动力,其一是史家对史家的书写,就如王汎森在中译本序中说到的“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传记必然要包括许多有趣的事件与交往情形,但此书对这方面的细节都尽可能割舍了。除非它们能彰显历史的意义。”(p2) 傅斯年不是他的传主,而是研究课题,这让此书有了思想史、近代史意义;其二是“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体生命”和所谓“一团矛盾”的一生,我着迷于大时代中的个体,特别是“充满矛盾”的个体。他们用自我生命的张力让我看到时代的铺陈,而时代潮流的巨大推力也让这些个体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记得一位评论家说“若不深入了解、进入作者的世界,掌握他基本的直觉,在他感性的活动中发觉他言论的奥秘冲动等情怀,人们将无法树立一种有价值的评论。”对于我来说,谈不上做“有价值”的评论,但作为个人心得的读书报告,了解作者与书的写作仍然是必要的。

王汎森,仅一个“历史学家”四字,后面就似乎不可避免地跟着很多头衔、标签。我无意于在此堆砌其履历,只涉及与本书相关的两点:一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前任所长,二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把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作为其研究对象,作为史语所的一员,一个重要的优势恐怕就是史料。他可以利用保存在中研院史语所包括五大箱四千多件的“傅档”,可以直接读到傅斯年写有批注的藏书、往来信函,这无疑使这本书相比其它有关傅斯年的著作更为真实、深刻。而撰写时尚为史语所后辈的他,面对所内前辈认为“不可侵犯”的傅斯年,自然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这促使他摆正自己的心态,“不是以崇拜者的角度写” ,经心而又客观。同时,这本书是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时的博士论文。这就让它“不是一本详记生活历史的传记,而是思想传记之类的” ,以“主要是看整个时代的脉络与个人思想行动之间循环往复的交互关系” 的态度更具学术意义。用英文写就、符合英美学术规则使按照英文著述体例、“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 的本书,每个章节都极为紧凑,相互有所关联,又可独立发展成篇。

大致了解了作者、书的基本状况之后就是对其中内容的介绍与感受。

翻过书的最后一页,封底恰是傅斯年的一段话“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p186) 粗粗读过,心下觉得何其无奈;仔细想想,傅斯年的一生真的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矛盾中挣扎度过的。又或者说,这恰恰是王汎森的独到之处:用爬梳遗文得到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矛盾,让我们更容易得到一个明晰的傅斯年。

激进的五四青年,这是傅斯年甫一登上历史舞台的形象。其初入北大时,正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高潮,袁世凯、张勋“你方唱罢我登场”。蔡元培初掌北大,新的思想不断涌入。面对内忧外患、剧烈动荡的局面,自小生活在封闭保守环境,而今又逐渐成长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不可能无动于衷。旧的传统似乎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感到厌倦并失望透顶的他,用“中国缺乏一个真正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中国人实际上一点‘生活’都没有。” (p47)这样的观点来表达自己。时代的焦灼感撕扯着他,他急切地渴望全盘变革,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又反感“要来时挡不住,要去时留不住”的“流行病症候群”式的肤浅改造 ,认为要一点一滴从人心改起。在新文化运动渐次展开时,他强烈地诋毁中国传统,甚至主张“创造新的拼音文字取代表意文字系统,以拼音文字摧毁中国传统文学,然后建立新的文学。” 正如王汎森“新瓶旧酒”的精妙比喻。六岁就开始在祖父监督下接受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傅斯年如何能做到决绝至此?与胡适谈到的“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p58) 正是对这一矛盾的坦诚。在这里,面对当时及现在人认为其思想过激的评论,我不得不插一句,即在当时旧思想一片混乱,新思想刚刚诞生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出大力尚会抵消过半,况乎小力?傅斯年的“过激”似乎也无可厚非。

带着这些矛盾和学习西方以救国的热切期望,傅斯年留学欧洲。再回国,一个接受了实证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形象已初见端倪。

中日矛盾不断激化,渴望建立一个与国外对话的学术世界的傅斯年坚持史语所永远不会讨论史观或历史哲学,只有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描述历史。然而,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资料与国联调查团,傅斯年拿出了《东北史纲》。他越过了对政治与价值判断的疏离,而这本书也因为浮泛、不重视日方证据等过失受人诟病。这不过是此时期实证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表现之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光大民族往昔与文化反传统主义的矛盾也凸显出来。“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在声称自己爱国的同时又诋毁祖国传统显然是有问题的。 在这些舆论中,傅斯年在一些场合赞美民族往昔以唤起爱国情感,却又从不把它们写成演讲稿。这恐怕是他固执地相信“反传统主义”是医治中国文化痼疾的良方,对传统的内省式道德哲学观怀有深刻的憎恶感思想的表现。

抗战之后,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傅斯年随国民党进入台湾,自己也步入晚年。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于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事物的可能性感到乐观,甚而回归了曾极为反对的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要求台大所有一年级新生读《孟子》,并设立“孟子心得奖”以奖励那些读有收获的学生。这或许是由于其对自己革除传统时为马克思主义铺平道路的自责和无奈,也何尝不是一种经历人生洗练后的文化寻根与宽容平和?正如海浪,纵使波涛汹涌,在海滩处也终归风平浪静。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不可否认地,“一团矛盾”会带来思想的痛苦与内心的纠结。但是,经过一次次的自我反思与追问,我们看到傅斯年的思想在深化、在撕扯和选择中渐趋理性;也正如戏剧中刻意安排的矛盾,傅斯年的思想冲突更深刻地表现了他生命的张力和个体在时代的搏动。这本书的结语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我并不认为傅斯年是失败的,或许之前的期望在不断转向,甚至遗失、落空,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正是不安吗?我们自己的发展也就是在一次次思考与变化中不断深入、向前的,说人,也是说世界。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九):“一团矛盾”的人生

“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傅斯年 12月20日是傅斯年忌辰,1950年,一生好抨击政府的傅大炮在议会被质询台大行政管理时,悴死于脑溢血。一年前,他自书卷轴“归骨于田横之岛”,一语成谶。 现代学术而言,傅斯年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但由于曾被列为战犯,他的名声一直不显。这本书原为王汎森的博士论文,写在二十多年前,原稿为英文。今天对于傅斯年的研究已经很多,但这本书“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依然具有典范作用。上述所引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傅斯年的心境与人生,同时他也常用“一团矛盾”来形容自己。 民国初年,新与旧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学术领域,怀抱救国图存理想,对传统常持有极端看法,社会的氛围是全盘西化,摈弃传统,乃至连汉字也要用罗马字母来改造。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固然可以说大致分成两派,旧的一派为章太炎、柳诒徵、林纾等,新的一派以胡适为代表,但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从社会舆论来看,新的已经彻底压倒旧的,但所谓的新人物却往往具有较强的“国学功底”,不说钱玄同、吴虞等人几乎就是纯粹的传统人物,即连洋博士胡适也具备了极好的古典学术底子,他能担任北大教授,《诗三百篇言字解》的功劳至少当占一半。一方面是抛也抛不掉的传统学术,一方面是救国亟需的西方学术,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学人都无法摆脱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吴宓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拟,“二马裂尸”。 学术上,傅斯年有几个巨大贡献:一 是建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终身担任所长,以“集众”的方式聚集了大批人才借鉴西方的新方法研究历史,这种新方法后来普遍被认为是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的结合,极其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及其收集材料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人类学、田野考古、地层研究等,侧重于“整体的观察”,从而与古代极端注重文献以及有字文物区别开来,也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扩展,他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明清大内档案与殷墟发掘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系列的研究最终制度化,并培养出一大批学术人才。二是拆散了一系相传的中国古代史架构,代之以不同族系并进的多元进程,提出了中国文明多源论,代表作为《夷夏东西 说》、《周东封与殷遗民》,他运用发现的新史料进一步扩展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认为周在西,殷在东,两者互为夷狄,只是西周战胜殷商以后,历史被掩 盖了。三是针对儒家内省的道德哲学,致力于去除古代史的伦理化,解除或减少古代中国思想之哲学含义的神秘性,他通过追寻语言发展的轨迹来追溯思想,继承阮元的《性命古训》,写成了《性命古训辩证》,极力证明“性”、“命”这两个儒家至为关键的两个词语事实上并没有内省的含义。他并不反对儒家,他曾经是 “旧学最好的学生”,他只是要运用现代学术观念来重新诠释儒家以及其他学术,他对经学史上谁是正统的争论毫无兴趣,一个即物穷理,客观公正的学术传统才是他所看重的。 作为一个动荡年代的学者,他始终没能摆脱政治。从五四运动的主将到《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他对时势始终保持关注,他的一生所思所想莫过于如何使中国富强,当他觉得必须依靠西方学术时,他决定去欧洲游学,他想要“把洋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并将其消灭,让中国的领土扩大到苏伊士运河”,这段酒醉之后的独白颇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这是新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爱国情绪,在欧洲游学刻了一枚“天汉之后”的印章,爱国主义与反传统是他一身都无法摆脱的矛盾,因为爱国必须反传统,这是他的逻辑,但潜意识里他无法摆脱自己的旧学并极度重视过去的荣光。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面对抗日 救亡的需要,他编写了一部颇多错误的《东北史纲》,并强烈反对学者对西南民族进行的研究,因为这会为日本人分裂中国提供理论依据,尽管他发表了数量不少的 政论,但他执掌史语所的原则始终是有意疏离政治,他禁止通过编写历史或制造任何历史哲学来回答当下的政治问题,他只鼓励专题性的研究,让学术归于学术。因 此,抗日期间的这两个行为直接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爱国主义情绪已经压倒了追求客观的学术原则。他对左派以学术迎合大众的研究方法颇有微词,从后来的历史来 看,迎合大众的历史终于走向了极端,无可否认学术必然带有现实背景,学术所需要应对的始终是当代提出的问题,然而在具体回应方式上,学术必须客观、谨慎, 如果为了政治而迎合甚至屈从,学术必然沦为谎言与奴才。 傅斯年一生交游广阔,编织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学术网络,与旧派学者论战,因为史观不同而拒绝钱穆入中研院(钱穆直至73岁方才当选中研院院士),执掌史语所培养了无数人才,欧洲游学其间与陈寅恪至为相得(陈寅恪一生信件,除家人外,最多者为傅斯年),与顾颉刚同师事胡适,从发自内心“臣于顾颉刚”到各执一词,愈走愈远,他的一生牵扯到了大部分近代著名学者。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做事的才干,他甚至甘愿以”学霸“自居,只要”他这只胖猫在,史语所的人都会勤奋工作“,他性格有时显得暴躁,对看不过眼的事绝不容忍,他一举奠定了史语所的研究方向,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确立了台湾大学的学术风格与规模建制,台湾大学里的傅园是他的墓地,而已经成为台湾大学象征之一的傅钟是为纪念他而特别铸造的,只敲21下,因为他曾说过,“(人的)一天只有21小时,其余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他始终对政治持有批判态度,同时拒绝加入任何党派,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独立知识 分子的选择。他鼓动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以期通过舆论影响社会,他两次抨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并最终导致孔祥熙、宋子文先后下台。他在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时对学生爱护备至,他极力维护学术尊严,抵抗警察进入校园,他”不兼办警察“事务,声称”你们要抓学生,就得先抓我“。 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得他对汉奸毫不姑息,坚定地驱逐曾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教授,他曾经的老师周作人以及确有苦衷的朋友俞平伯、容庚都被他无情解雇。 这样一个炽烈的生命在55岁那年逝去,纵观他的一生,其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与英雄似的人格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他疏离政治,特别是学术上极力避免政治功用, 却又好写政论,“不能忘此生民”。他脾气暴躁,又有民主风范,创建史语所,招拢一批人确立了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方向。他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 遮遮掩掩欲做帝王师的传统士大夫不同,他致力于批判社会的同时避免沾染权力,同时又有着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与使命感。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十):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去年端午渡口书店放了一次中研院史语所的纪录片我才第一次知道傅斯年的名字。片子讲成立于1928年的史语所因时代动荡,历九次迁徙,最终于1954年定址台北南港。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筹设全国性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请当时的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担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的傅斯年任史语所第一任所长。

1948年,时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不顾友人反对,面对他所服膺的政府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情况下决定回国。年底,他去南京机场迎接他自己派出的抢救北平杰出学者南下的飞机,看到机舱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名学者,失望之极。不久,又知悉两位老友自杀,傅斯年倍感痛苦,自杀未遂在房间内锁了三天,反复背诵陶渊明的诗。

他背的是《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傅斯年与史语所

1928年4月,史语所筹备处设于广州中山大学,在广州创所时期,傅斯年撰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意》一文,鼓励研究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创所元老李济先生曾回忆当时的情形:民国17年冬天,从印度回北平时,在广东停止,第一次到广州,碰见了傅斯年先生,他正筹备史语所,且热心地说,办史语所最要紧的一件工作是:提倡近代考古学,要用考古学方法收集材料,整顿过去的历史。

傅斯年终身任职史语所所长,期间管理十分严格,因此被畏惧他的年轻学者取外号叫“胖猫”,有害怕的意思在。并且还因为时代动荡频频带着史语所西海为家而获得了“搬家先生”的绰号。

傅斯年规定,史语所的目标是客观揭示民族的过去,不对政治施加影响,而是推动绝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和建立自主的研究领域。而另一派历史学家,尤其是左派史家坚信史学应与大革命相关联。

但“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傅斯年,也在思考“书生何以报国”这个紧迫的当下问题。1932年,傅仓促写出《东北史纲》第一卷,以反对日本推销的《大东亚民族史》等历史书,与史语所定下的客观性的历史原则相抵牾,他的“民族情感压倒了学术规范”,因此备受同行批评。

但史语所仍然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史家、考古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比如在张光直列举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六名考古学家中,其中四人来自史语所,他所列举的四位殷商史研究的顶尖学者全部出身于史语所。这里或许还有一个可以询问千年的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傅斯年与台大

傅斯年作为现代学术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的学术群体不仅是史语所,还包括北大和台大。动乱时期,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并为西南联大也是傅斯年建议的。

49年1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将全部精力献身于台大。在台湾,傅斯年以校长著称,远胜于一位历史学家,在今天的台大,他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以其名字命名的傅园、傅斯年大厅,纪念他的傅钟,都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傅斯年。其实他只在台大工作了不到两年。

人们怀念傅斯年,不仅因为他从大陆争取来许多有名望的老师,也因为他不允许政府高官获得教授职位,这在政治权力干预学术事务的年代是非同寻常之举。他在担任北大代理校长期间曾经平拟昆明学生运动,劝服学生停止罢课,尽管傅斯年将学界和政界关系划清,他确实具备处理学运的能力。在他担任台大校长后不久,也遇到了台湾的学生运动“四六事件” ,不过他以“我不兼办警察局”保护了很多学校里的左派学生。

傅斯年与胡适

当胡适以一个年轻留学生回到北大教书时,讲哲学史从东周开始,没有被学生赶走的原因竟然是中文系学生中的傅斯年说,胡适走的路子没有错,你们不能赶。

傅斯年一直是胡适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当傅为胡适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做了很多大改革,也是为替胡适铺下坦途。有玩笑说:傅、蒋二人办事才干远过于蔡元培和胡适,可是会办事的是北大的“功狗”,而办事令人不敢恭维的成了北大的功臣。

傅斯年年纪比胡适轻,在台北猝逝时,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许多话,“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胜于一身”“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中国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这是胡适对傅斯年最后的评价。尽管当年他在北大求学期间与新潮社的成员五个人一起出国留学,他在欧洲七年,从英到德,从心理学到物理学,数学到历史语言学,却未获得一个学位,导致胡适认为他颓放,不如顾颉刚之勤。然而也正是他不专门的学习方式使他能够成为现代学术的总设计师。

“一团矛盾”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汎森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说:对五四青年而言,各种内心斗争一直是明显的,包括新旧自我之间的斗争,一个人怎样成长与他希望事务会成为什么样之间的斗争,以及其熟悉的与其愿望的之间的斗争。这种“一团矛盾”的心态是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最为熟悉的、内心深处最亲切的自我感受,另一方面是他们觉得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他们担心传统的价值体系会损害国家的强大,所以应该清除他们感到其最熟悉的旧的自我;但是从旧我向理想的跳跃比大多数这些人所想象的还要苦难得多。

傅斯年也同样敏锐地感受到新旧自我之间的斗争,在编辑《新潮》杂志和参加五四运动后,他发现自己也在矛盾状态中摇摆不已,他在给俞平伯和顾颉刚的信中表明:我现在自然在一个极危险麻乱的境地,仿佛像一个草枝飘在大海上,又像一个动物在千万重迷阵里。

不管是对于家庭关系的理解,他虽然珍视,却在书房挂条幅“四海无家”;还是在思想上,知道新思想可贵,却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他呼吁抛弃“文人”文化,驱逐文人,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在拥有深厚国学基础的前提下,反对任何“国”的事物。但另一方面,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他要抛弃的传统学术的愿望之间并不矛盾。

傅斯年承认人们对他的称号“傅大炮”,但大炮一词不能准确概括他的全部性格,在一个人面对抛弃自己完全熟悉的事物、批判那些他曾经安于其中的事物时,怎么会不紧张与矛盾?如他自己所说:在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

他的思想或许随他的骤然离世一同埋葬以至于没有系统,一团矛盾,今天的人还去学习和纪念他,不仅因为他在中山大学、中研院史语所、北大、台大所做的成绩。

更因为他以行动阐述了一点,“人”不是已经确立的存在状态,而是需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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