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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去工作吧,别再等牛市了

时间: 2022-11-25 05:15:07  热度: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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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尚在初创期的“网易人间”收到了一份2万字的长文来稿,作者讲述了自己的农民父亲长达18年的股海沉浮,一路大起大落,生活最终却如翻船触礁,不断地颠倒重来。

ldquo;8年前的快80万加上今年的40来万,120万都炒过去了,可以买好几套房好几辆车。弟弟说,家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一辆电动车是二姑用旧了给的,却在车祸中散了架,屋前靠土墙一溜堆了十几双鞋,全是母亲手洗的。”

作者的父亲一直想靠炒股发家致富,挣到100万,“这辈子就值了!”可最终,股市耗尽了本就微薄的家底,和全家人多年劳苦的累积,20年来,不断地纠缠、撕扯着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希冀。

直到今天,贫困依旧笼罩着这个家庭,作者年过50的父亲终于决定出来打工了。

男性,46岁以下

3月,父亲满52岁了。眼见着他越来越深的白发,想着如今越来越难找工作,我还是决定将他送上广州回老家邵阳的火车。

临行前,我一路陪他到了候车室,手把手教会他如何网络购票、辨识座位号和检票口。他粗粝的手指在支付界面上停了好一会儿,像是需要一点决心,才终于用力地按下去。

一趟春节外出寻工无功而返,父亲决定回家碰碰运气。

父亲不是不想在广州安身。我租的房子是两室一厅,每月3500块的房租,室友搬走不到一个月,刚好空出一间来。房子所在的小区住了近20万人,拥有几大密集的商业片区,餐饮、零售、学校、医院等吃喝玩乐、居家服务一应俱全,我们都以为这里有的是机会。

每隔几天,父亲便坐着小区巴士熟悉环境,到商业街寻找商铺的招聘信息,只是带回来的无非是“招洗碗工、服务员”之类的消息,“都要年轻的,手脚慢了做不来”。父亲上了点年纪,身体有些发福,不时犯腰病,得贴膏药,手脚也没三四十岁时那么利索了。

跑了几趟,父亲连楼下的保安亭、小超市、洗衣店都不放过,有意无意地打探还招不招人。然而我上网一搜,几乎市内所有招聘保安的年龄要求都在“46岁以下”。

无奈之下,父亲打起了菜摊的主意。

ldquo;这么多人,总要有个买菜的地儿吧?”每次去不同的菜场买完菜回来,他都要碎碎念几句菜价,对比哪里的最便宜,想着摆个摊进点蔬菜水果来卖也好。只是,这个冠名“中国第一村”的小区,并不容纳杂乱的摊贩,而小区周边那些网红商家做的微信下单、上门送鲜的“新零售”模式,他恐怕也是玩不来的。

父亲有些低沉,一下子买了好几天的菜,不出门,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

我知道,要让父亲在广州生活下来,还需要适应一阵子。村里老家的土坯房还是60年代生产队时期盖的,一直住到现在,他对大城市的小区生活很陌生,没事总叮嘱我“多和邻居走动”、“把租房当自己家”——他并不知道各家整日门房紧闭,在电梯间碰到同一张脸的机会都不多。

刚来这里时,他第一次用房东家的全自动洗衣机,尽管已经是10年前的老款,他还是一边寻找着放水开关,一边问怎么加水、加到多少才满,洗衣机启动后他站着盯了好一会,“你看又不动了”,还以为是坏了;出门买菜找回的一角钱硬币和纸币,他也会特意清出来凑个整,让我出门坐车时用掉。

但既然父亲愿意找事做,我也恨不得把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一试。

当父亲说,自己把家中早年荒死的柑橘地又种上了沙糖桔、葡萄树时,我甚至想到了小视频:“干脆把你种菜的过程拍下来,拍好看点,很多人点击就可以提现。”

上班路上发现有合适的招聘帖,我也会赶紧联系一下,在电话里替父亲包装一番,“做过收银员、业务员、保险销售经理”,然而几乎所有的招聘都包含着一条硬性要求——“男性,46岁以下”,一旦50岁以上,就只能做月薪两三千的保洁员了。

父亲想了想,无奈地说:“那还不如回家找个多劳多得的工作。”离他从老家出来,也快一个月了。

吹吹海风,就当是过年了

父亲是在今年大年初七(2月11日)开工日,几乎避难似地从三亚海鲜市场来到我这里的。

他甚至没有提前查票,靠着早上吃下的两个包子,提着行李赶了两三个小时的公交,到车站买上了第二天发车来广州的最后一张票。不肯让我们花钱找住宿的他原想在车站待一宿,却被告知无法通宵停留,差点流落街头。

如此奔波,父亲只是想要逃离那份刚做了半个月的工作。

1月28日 ,父亲坐了12小时通宵的绿皮车硬座从邵阳到湛江,又换轮船、坐大巴,第二天晚上8点,才到达三亚一条叫做迎宾路的海鲜街,沿着观景街道走到头,就是海。

ldquo;海南”两个字对于那一代人的魔力,在父亲没消停的颠簸中迅速消失。大巴过处,“一路上都是树,车少人少,没什么看头”, “五指山就是不高的连续不断的小山”——父亲一直在微信群里实时播报,穿着老家阴冷天气下的厚外套,热汗直流。

在员工老板合住的上下铺安顿好后,30号下午,父亲正式上岗,守在拥有几十个餐馆的海鲜市场里唯一的一个卖蔬菜的摊位上,大部分时候,只能在手忙脚乱的间歇匆匆给我们吐几句苦水。此时,离除夕只有5天了,上一位员工刚走,父亲是过来顶缺的。手工拨蒜、包装菜盒、买算卖收、清扫摊铺……一直忙到晚上11点,还没吃上晚饭。

ldquo;这活只适合女人做,得手脚麻利才行。”在收银机上一个键一个键地敲价格,站了小半天就腰疼,父亲有点后悔。

第二天中午,他扒了几口饭就骑上菜铺的电动车,迫不及待地赶到海边。踩在冬日暖阳下的沙滩上,父亲小心地原地转了一圈,录了个40秒的视频,和着海风,没发出一点声音。他还不适应在人群中自拍,尽管根本不会有人看他。镜头中那些撑着太阳伞纳凉的人,有些大概就是刚从他手中接过菜的游客。

父亲午休时在沙滩上匆匆录的视频(作者供图)

接下来几天,他都没有时间再出来。来给海鲜买配菜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十几个菜柜中清点菜品,父亲一会儿就累得手脚发酸,站得久了脊背也隐隐发麻。最大的困难是饿得慌,从中饭到晚餐,往往要捱上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最贵不过七八块一斤的菜,父亲一天下来能卖2000多元。母亲在家里备着她和弟弟两个人的年货,每天也只能在微信群里声援,一天十四五个小时的劳累,母亲也怕许久不做体力活的父亲扛不住。

我劝父亲辞了工作来广州过年,父亲只是一句,“过了年再说”。菜摊旁边只有餐馆,人也走不开,他只好从网上买了点泡面和零食想备着抽空吃,却被告知“要等到年后上班才能发货”,于是就只能饿着。

提前一天进年货的当晚,搬运、打包、冷藏,父亲一直干到凌晨2点半,第二天早上8点半就被老板叫醒去摆摊。几天下来,父亲双眼肿胀,发梢的白色更明显了。他有些撑不住,母亲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也没空儿接。不喜欢多说话的他宁肯酸着手,一行行地敲字回复。我把所有的微信零钱都发了红包给他“鼓舞士气”,他也不收。

吃不上饭的情况在除夕当天也没有改善。

下午3点多,老板还没有安排午饭,也没有准备任何的年货。菜摊上售卖的一箩筐砂糖橘,老板不请父亲吃,他硬是不肯动一个。

一直到下午6点,母亲和弟弟在灯光昏黄的家里晒出了年夜饭,我没有兴致给自己做晚餐,父亲还在菜摊上忙碌,卖完了才能做一顿勉强凑合的年夜饭。母亲从别的微信群复制来长串的祝福语,我和弟弟隔着屏幕回复笑脸表情迎合,却显得苍白无力。

很不巧,做记者的我当天被要求加入一个“年夜饭”直播群,要求在群里发布图文视频给读者拜年。看着朋友圈里同事转的热文《消失的年终奖》齐刷刷地占满一屏,再返回去看工作提醒,我终于厚着脸皮给领导发了条私信:“今年我家里人都不在一个地方过年,也没有年终奖,能申请不参加吗?”领导没有强求,至少没让我这个大年夜过得更糟。

我心一横,从“借呗”上偷偷地借了6000块,给父母发了过年红包。

当晚11点,父亲收工后去了趟依然喧闹的三亚湾,说是去看沙滩上的脚印,吹吹海风,这个年就算是过了。

回到合租房,楼下的仓库半夜还在卸货,早上6点就发车,拖车的声音让父亲整夜难眠。我们都睡下的时候,父亲在已经没有人回应的微信群里,自顾自地打出几行字:“原来在家卖小菜都不卖,现在跑这么远来卖菜,前世做多了业。”在人前话不多的父亲,已经学会了发“笑哭”的表情。

大年初一,老板十分难得地请饭店的厨师为员工做了一顿开年饭。10个人分吃一只螃蟹,父亲夹了个蟹腿,“可能是卖不掉的,不好吃,带生抽味”。

天天对着玻璃水箱里四五百元一斤的大龙虾,父亲很快习惯了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有时,老板给父亲带上半份炒粉当作午饭,说一人吃不完。偶尔,还丢几个破皮的砂糖橘给父亲,笑道“又不会吃死”,父亲也还是闷在心里。

初三,终于来了个女员工,麻利地把收银机的电源线和数据线一股脑拔了,口头直接提高菜价。老板笑得合不拢嘴,转头就说要克扣父亲的工资,每月4000元,比别人少500,还只给女员工发红包,这让父亲一下子恼了。

紧接着第二天,凌晨2点的时候,父亲在进货回来的途中不慎弄丢了一瓶矿泉水,老板不让赔,硬要让他黑灯瞎火地找回来。

已经很久没脾气的父亲终于爆发了,拿着1600元工资,3天后他就到了广州。其实这个在海南卖菜的工作是母亲给说的,老板就是我的姨父,姨妈是母亲唯一的姐姐。母亲原以为父亲能在三亚安定下来,她也好一同过来卖菜。父亲跑了,让母亲也很发愁。

爆仓之后

回到广州后父亲给我说,是前世跟母亲有仇,才又卖起了小菜。

20多年前,父母在村旁的集市上也有个卖菜摊,整间门面不足10平,但都是我家的。每天来买菜的都是邻里乡亲,我的整个小学就在父母一声声的招呼中度过。直到六年级的一天,开合木门上的铁锁在夜里被人撬开,几箱鸡蛋和一些值钱的货物全部被偷走。这一遭亏了不少钱,父亲心灰意冷,就关了铺子。

那时候,我家门面隔壁是我小学同学家的门面,后来我同学家开了两三家分店,几年后就在村口盖起了全瓷砖贴面的3层洋房,一直经营到现在。

往后20年,父亲打过零工、做过生意,进厂装卸、跟车送货、替亲戚看店……但从1998年开始炒股后,这些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挣钱方式都成了他的“副业”。

有时股市行情不好,生意越做越大的姨妈家需要人,父亲就去做个一年半载。我们一家四口也就跟着搬到纸厂、街铺、学校超市,等做不下去了再回到老家,反反复复。

父亲上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是在十几年前、小菜店关门后的村口木材装卸厂了。父亲在那里做了两三年后,厂子也倒了。此后,我从初中到读完硕士参加工作,所有的填表里,父亲工作那一栏都是“自由职业者”——当然,这份“工作”既不自由,也没有“职业”的体面。

父亲的手里从来没有几个钱,卖菜、打工、卖地的钱都被他投到股市中。守着一台旧电脑,父亲在昏暗的土坯房中可以一待好几天不出门,研究行情走势、选股分析。好些年,我家只能靠母亲打工维持家用,而为了炒股,向两边的亲戚借的钱一直还不上,大家对父亲都不大看得过去。

父亲不是没有过“有钱”的时候。2007年牛市的时候,父亲的股票持仓盈利一度冲到80万,他坚持不卖,然后一跌到底。

重整旗鼓后,2015年,父亲所有持股又一度净赚40万。只是,这堆空荡荡的数字在股灾后的跳水中一路狂泻。为了股市,父亲熬白了头发,熬过了一个男人和父亲最好的20年,熬成了我手中一篇两万字的故事(见前文《父亲,既已成为农民,何苦成为股民》)。

母亲说,父亲只要肯做事,做什么都是把好手,人聪明,什么业务看看就能学会。为姨妈家的纸厂跑销售时,他跟着货车在市底下的乡镇跑各个店铺卖货,做得不错,业务量不低,只是提成不高,每月只有两三千块的工资。

我读高中时父母又借钱去贵州做生意开纸铺,市场开发得也不错,后来却被同行的亲戚算计,做了两年不到吵了一大架,卷铺盖回来了。母亲常感叹,“如果做下去,也发起家了”,她说父亲炒股是“耍了十几二十年”。

往后3年,父亲欠下近40万,继续在股市里苟延残喘。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好像是一场游戏,任其耗磨时间。

父亲沉默寡言更甚,在家里开土种种菜,看看电脑。微信名从“逆漂飞”、“阳光总在风雨后”到“空白”,头像一直换,过一阵又注销掉,电话号码也变了几次。

2016年,我毕业来广州工作后,他的话才多了一些。一年后我正式转为记者,那段时间他时不时就询问我“有没有发文章”,然后在微信上点赞评论。

这一年,父亲50周岁了,老房子也越住越旧,成了村里尚未改造重建的“独苗”,一遇雨水天家里就起霉。爷爷奶奶和大伯都已过世,母亲和弟弟在外地打工的时候,连排的3间屋子里就只剩父亲自己住着。我们和姑姑们商量着分房。危房证、老屋改建规划手续和建设证,父亲陆陆续续办了一年,心思也没法停留在兜底不动的股票上了。办证的钱,给家里买养老保险的钱,零星几百的生活费,父亲只能跟我开口。没钱的苦,他在知天命的年纪还在啃。

有时,他也说想和母亲一起外出打工,或者借几万块钱加盟开个小店,“学做冰激(淇)淋”、“经销台湾的养生仪”等,似乎并没有停止想办法。但从2018年4月开始,股票的消息一波波地又压过来了。

4月30日,父亲突然发来一条消息说:“遇到了难事,我有只停牌重组的股是只重仓股,买了十几万,已经趺(跌)了很多。现在这只股票被证监会调查,会大趺(跌),我以前在证券公司融资的钱就可能会趺(跌)到平仓线,股票可能会强制平仓。到时就没股票了,钱也全亏了,现在只求这只股票开盘后不要趺(跌)大多,不要触到证券公司的强制平仓线。如果真被平仓了那我这辈子就全完了,难翻身了。”

父亲只会手写打字,急得冒了好些错别字,还有好些我一时没能理解的股市知识。我倒并不着急,甚至多少还有些释怀——这盘游戏大概是要结束了吧?

这么多年,我们对父亲手头到底有多少股票,总是摸不清,他也总是含糊带过。但这一回,他把账户所有的持仓、融资信息都发给了我——“总共借了38万,加上卖地的7万元,投了近50万到股市,现在只剩5万了,这只股开盘连续跌停卖不出去会亏更多。”

我平淡地回复:“跌了也没办法。反正股票也没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欠了钱咱就还呗。”

接下来几天,我一边催着父亲准备索赔资料,一边在和他做最后的拉锯战。面临可能走索赔的漫长流程,他并不情愿:“最好不要去索赔,只要不引起其他融资的爆仓,耐心等到下次牛市涨上来为好。开盘以后再说,调查结果没多大事就能躲过一劫。”

但一听到“等”这个字,我的火气就上来了:“一辈子等过去了,还不如撒手出来做事还钱。我们不指望股票!”

没想到,这只“ST尤夫”只是开始。由于大股东将上市公司的几十亿资金转移掏空涉嫌诈骗,没过几天,退市风险警示公告出来,已经成了“*ST天马”。不久,父亲的另一只股“惠而浦”也被证监会调查,可父亲身上连办身份公证的200块都拿不出来。5月中旬,“*ST天马”开盘后如预期连续跌停,很快就将触达父亲在证券公司融资的平仓线。

爆仓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不能被爆仓,只要股票还在,总会多少涨上来。”父亲有几只在二三十元高位买的股,现在让他在三五元卖出,实在心有不甘,“本来是想用这股的钱补其他股票低仓位的,没想到踩雷了。”

他还想等下去,手头的股数尚不少,都是白菜价,卖出来也没剩几万。但我们想的却早已不是钱的事了——“好好工作不行吗?以后到年龄做不动了更后悔。反正也没钱了,不如出来。”

父亲还是想要个周全:“我想一边打工,一边留着股票,可融资款没还上就被拖住了。怕爆仓,爆仓就没股了,以后涨上来也全没了。只要还了融资款,我就不管了,安心打工。”

ldquo;你都50多了,还要拖多久?再等个10年?等到60岁吗?一年一年时间都废了。”我想要把他骂醒。

ldquo;涨上来几万也好。”父亲不想剩下几十年光靠打工来还这近40万的债务,口口声声说:“哪年哪月还得清?打工一年挣不到两三万。”

眼看着还证券公司融资款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还是想要拼命保住股票,“总还剩些渣渣。”他知道我身上还背着为母亲和弟弟找工作借的几万定期还款,终于忍不住问我,“能不能少还一点?”

我气不过,一股脑全撒了:“简直走火入魔!”

很快就要撞到130%上下的融资担保比例了,父亲还打着最后的算盘:“追加1000元担保比例上升0.001%,卖4000股才上升0.0012%。”——只有担保比例达到150%,才不会全部被证券公司强制收回股票平仓还到期债务。

ldquo;现在垫1000可以少亏7、8千。我想自救,不想欠一辈子债。”父亲已经是哀求的语气了,“帮我想办法去借些钱还债,不想一分钱没有,想剩点渣。”

几乎每天,他都会给我播报还要多久会破平仓线,然后继续无望地等待着续命钱。无力还款的父亲心态也跟着如山倒,母亲打电话都小心翼翼,我也不敢再说重话,怕他绷不住。

ldquo;只差0.1个百分点融资买的股就会被强制平仓了,什么都没了。”

5月30日,“已低于平仓线,全完了”。

6月12日,“没了,强制平仓了”。

6月19日,父亲发了一连串“股市重挫”的消息,从500、600只到千股跌停,只用了十几分钟。

父亲苦心经营的股票大梦终于呼啦啦崩盘了。

ldquo;没股没钱,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了。”一个人在老家的他不接电话,但隔一段时间又一下子冒出来,“心刀割一样的痛,40万说没就没了。”

我领受着突如其来的一大堆数字,已经毫无心思去理解它对父亲的意义。我们怕他想不开,只能想法转移他的注意力。长途出差的时候,我总会拍很多风景照给他,给他说:“我们这么多年真的不怕没钱。40万也不算特别多,我们都工作的话,慢慢还有什么难的。”

ldquo;一年也存不了多少。我不想让你们帮我还钱。”到了7月,为了还平仓后还欠证券公司的8万多现金,父亲每天都在卖那些低位股,之前四处借的近40万还没有着落。

长痛不如短痛,父亲留下一句“你们不要担心”,半个月再没说话。

过年再不出来打工了

等到7月底父亲在微信里再出现的时候,忽然就成了市里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了。

他交了身上剩下的几百块钱,经过培训,加入了保险行业的大军,系统学习人寿险、教育险、理财分红险等,像换了个人似的,羡慕地说着那些一年挣几十万、上百万的同事的故事。父亲还说,他做过对比,这家保险给的佣金是最高的。

我担心父亲受骗,好在他还算清醒:“一年到头做下去的人不多,赚上万的很少。先试几个月,急不得。”

第一步是熬过3个月的实习期,“开单”。领到工号和微信名片后,过去从不说话的父亲让我把他重新拉入两家的亲戚微信群,连着好几天推销保险业务,又让我在广州介绍“潜在客户”给他。从没发过朋友圈的他,在跟我打电话学了几次后,终于发出了第一条带文字和名片二维码的朋友圈。

他也学着发展下线拉人组团销售保险,打印了一个大白话的招人广告贴在店面里;在街上遇到别的人推销健身等其他项目,也会互相推广一下;甚至,他还掏钱带人参加保险公司办的酒会,说是为了“扩展人脉”。

但1个月下来,父亲仍然没有开出一单。

9月,父亲在公司第一次申请了信用卡,生日当天给我发了个红包,还买了辆电动车。实习期很快就到了,父亲靠给家里买了几份小保险,又劝姑姑买了份财产险,勉强转了正,拿到了第一个月税后工资4600多元。而原本每月1800元的“新人津贴”,则因父亲超过50岁没能拿到。

可是,靠给熟人亲戚打招呼的路数越来越不奏效,连母亲都提醒父亲别再在亲戚群里用广告刷屏了,“遭人嫌”;贴出去的传单收不到回音,整日内容重复的朋友圈推销也没有成效,自嘲“不认识什么大老板”的父亲能想到的渠道几乎都走尽了。

保险业日渐萧条,负面情绪在圈内泛滥,和父亲同期参加培训的150余人,只剩下不到1/3还在坚持。开不出新单就会失去转正资格,再度降级为实习生,父亲只能想想其他办法,一边靠给一些app刷新闻赚点零用钱,一边在市里寻找其他工作机会。

好在市区这些年发展起来了,中心的商贸市场新建了许多门面,四处寻工的父亲赶上了最后一期销售工作。相比开不出单的保险,这算是他正式从业以来的美差:“底薪2000,每带一人看门面可得20元,客户交押金办卡可得1000,成交可获1%的提成。”

才半个月,父亲就找到20多个意向客户,其中4位老客户办了卡。过去不太走动的他,每天骑着电动车跑好几公里,在市内到处发广告宣传单。有时也会在市里的商店逛逛,参加一些像VR眼镜等新奇产品的体验活动。

他终于肯下载支付宝了,还突发奇想将扫码领红包提现的二维码贴在市内繁华的步行街上,每天为赚上一份早餐钱开心不已——“可以吃3碗粉了”,甚至在 “双十一”时也学着用“花呗”在淘宝购物。父亲大概终于体会到,赚下果腹的钱,哪怕几十、几百,也比股票里涨跌揪心的几十万来得更踏实。

经常说自己没什么朋友的父亲也逐渐学会了攒人缘,在前同事给他介绍了两个客户办卡后,父亲花了1000多元请十几个同事吃了一顿。“开盘”不再只存在于父亲和股票多年的恩怨中,也在新工作中成了一份期待。一旦意向客户在门面开盘时交全款,父亲就可以从几十万的门面费里得到几千的提成。运气好时一个月卖上一两套大门面,工资竟能接近万元。两个月下来,父亲卖了4套门面,一时以为“苦日子要熬到头了”,不仅买了个新的电视机,还主动上交工资给母亲。

当然,这中间也波折不断。第一个月才找了两个客户办了卡,父亲的手机就被偷了;有位大客户因家人突然过世,忽然断了买卖心思;碰到经理偏袒年轻女同事抢客户,父亲更是只能闷着回来在群里和我们说。

或许因为是在小城市,公司的结算方法每个月都在变,原定的1%提成在实际结算时,被加上各种附加条件,扣得七零八落;而因为跑得太勤,父亲的腰痛也犯了,睡觉都疼;等到12月阴雨不断,有时四五天也找不到一位客户,父亲感到越来越难做了。

快到年底,公司又放出话,说最后一期门面全部开盘后,将大幅裁员。本就都是兼职,裁起来自然毫不心疼,只是愁坏了父亲。因同事抢单、被扣除提成,父亲还是和经理闹了不愉快,再待下去也不太可能。

过去一年来,母亲和弟弟在陕西由亲戚参股投资的一所学校里做后勤工作,也因人事调整,在放寒假前落了空,“去哪里、做什么”又成了一家人心头的阴云。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呢?

冬天的邵阳不扛冷,父亲买的几十块钱的小电暖也暖和不了整个屋子,弟弟冷得直往外跑。正是这时候,姨妈给母亲说自家菜摊在海南招工,不仅能缓解过年的压力,时机似乎也刚刚好。于是,从亲戚口中模糊地得知了工作内容和工资后,父亲就打电话问我如何买票,语气里又重新有了期待。

1月28号领完销售的工资,父亲才放心地辞了职跑去了三亚。不过临行前,还是被公司盘算着扣了半个月的提成,不得不将新买不到半年的电动车亏本卖了。

再往后这半个月,守着一日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月工资仅4000块的工作,看着同事在微信群里晒的年会红包,父亲又愤愤地说:“以后就是饿死,过年也不出来打工了。”

父亲离开广州,回了老家。(作者供图)

尾声

如今,父亲回到了老家,清理了母亲和弟弟出去工作后越来越老旧的屋子。也只有在这个小城市,还没有完全用年龄和经验来分类工作。这次,父亲加入了更为艰难的卖房行列。

我问父亲为什么50多了才开始找工作,父亲说:“我一直在找啊。”

我多少有些明白了,在那些我们没法理解的日子里,股票对父亲来说,不是一份可以丢弃的工作,而是他的命根子,丢了就再也捡不回来了。我现在也没办法知道,父亲在股市里还有没有股票,在广州时,有时依然能看到他端着手机看大盘走势。但即使有,估计也就像他说的,也只剩点渣渣了。至少我给父亲的每一笔钱,他都罗列出来用在了哪里,没有股票什么事了。

现在我也不会无关痛痒地说,“好好工作,欠的钱都会还完的。”

陪父亲在广州找了半个月工作并不容易,我工作3年也还没存够5万块,家里老房子的建筑证下来了,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建造,可我们真的能挣够二三十万盖个房吗?

或许是这个压力,一家人都还在想着法子。离开工厂3年的弟弟,前几日又托朋友去了东莞的工厂,“先挣一年钱把房子盖了再说”。母亲转到另一间在河南的学校食堂里帮忙做事,每天吃着不习惯的白面馒头和烩面。

父亲又买了辆便宜的电动车,天气稍微好点就出去找客户。他开始感到年老的担忧,有意识地开始吃保健钙片,又买了些核桃在家慢慢吃,早晨起来会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倒着跑几步,也曾想把头发染黑些方便工作。

过去,父亲总说“(欠的钱)还不清”,现在挂在嘴边的则是:“了到自己(照顾好自己)再说。”

编辑 | 沈燕妮

九 月

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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