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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期，我在山西汾阳、一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我们从广播里、从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

有一天，收音机里说，在山西省会太原，会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我和几个同学结伴，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凑够钱之后，每人花了两块八，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

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一百多公里，那时候长途车大概开了五个小时，辗转反侧，兜兜转转，才到达太原。我们最后买到票，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乐会。

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对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就必须行走，必须离开你的故乡，必须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获得这些资讯、资源。

“必须要流动”

一年之后，我高考落榜了。

我父亲跟我讲，你应该上一个大学，但你数学太差了，肯定补不起来，还不如赶紧去学美术，没准你可以考一个美术类学校，因为那个时候考美术不用考数学。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学好画画、考上大学的几率，应该比学好数学的几率高，所以我就离开故乡，去太原学画。

我记得是在秋天时，又有一个信息传来：在北京，会举办罗丹的雕塑展。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有崔健的音乐会一样，同学们奔走相告。

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罗丹的雕塑展。

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个晚上，晚上七八点上车，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我们几乎一夜未眠。

到了北京之后，出了火车站先去买当晚的返程车票，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钱。

大家到了美术馆时，实在太早，大门还没开。后来，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罗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写。

一次看音乐会，一次看展览，它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而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我们需要移动。

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资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还有大的工业城市，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乡村。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流动。

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这样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发展，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寂静的精神世界

到了1990年代末，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学校外边正在修三环路，整个沿三环路的路边，都是用帐篷搭的工人工棚，里面住了很多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全是从外地来到城市的面孔。

很快，一年接一年，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就是从基层向大城市流动。

造成这样的流动首先有经济的因素，因为你会逐渐地发现农业是不赚钱的，仅仅依赖土地，个人的发展空间，或者说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则是精神的需求。直到今天，我们要看电影的话，最主要的电影院还都密布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没有影院的。包括音乐厅，包括美术馆，包括飞机场，包括所有的城市设施和一些工作机会，它们都密布在这些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里。

所以，人口流动首先是生活、生存的要求，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城市才会有机会。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需求，在这方面，我有非常难忘的记忆。

我曾经在我的文章里写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已经定居北京很久以后，在我已经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可以全国、全世界频繁旅行以后，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想去看望我的一个同学。他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就在家务农。

他的家就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黄昏的时候，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暮色中去了他家。他正好不在，他的父母接待了我，于是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回来。我发现，整个房间的陈设，他的被褥、铺盖，甚至他养的植物都没有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

他的床上有一本书，是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今古传奇》，这是我们高中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说，小说题目大多是“大案”、“奇案”、“要案”，类似地摊文学。那本书曾经是我在中学课堂上偷偷读过的，不知怎么样流传到了他的手里，而经过了这么多年，这本书还在他的枕边。这时候我想，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去乡村行走，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在逐渐变成一个老年人、儿童和妇女的世界，因为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在夜晚的乡村里，几乎最重要的娱乐就是打麻将，就是赌博。你可以想象，如果乡村里面没有麻将的话，可能最后一个年轻人都会走掉。

再一方面，如果沿着这样一个路途，我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离开北方来到南方，我们去到东莞、虎门、长隆，去到长安、石龙，去到这些广东的密集小镇时，一边是林立的跨国公司工厂，一边是跟乡村同样的寂静——几乎在白天的时候，你在这些小镇上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我们那些老乡，我们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前往城市、前往开放的南方去打工的亲戚朋友，他们进入到的同样是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精神氛围和精神世界。

在一些大型工厂里，年轻工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乡村的社区里面，人们的往来是以同乡为基础的，比如东北人会扎堆，湖南人会扎堆，湖北人会扎堆，可能甚至会细化到某个县、某个乡，实际上他们面对的还是过去的一个乡土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氛围里，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离开了土地，来到了城市，还会发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剧。

“我是叛徒”

人口移动，进入到城市之后，应该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均等的分享式社会。我举一个例子，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比如说房屋的限购，汽车的限购，就是从制度上堵塞了分享，取消了一种分享的可能。

可能有的人会说，对一个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在北上广买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现实的，但问题是，你拥有这个权利跟没有这个权利，其中有质的区别。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反而让我们思考自我启蒙的问题。

束缚、限制是人生常态。一出生，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缚者；还有社会层面的出生——进入社会后，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人际关系，都会对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缚。

怎么建立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和自我启蒙的问题，它们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麻将，他们在上网。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

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因为它本身所提供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

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需要我们共同建立。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