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读后感大全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一本由杜赞奇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页数：2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精选点评：
●異常晦澀
●历史主义反对启蒙主义。按照杜赞奇的逻辑，李泽厚救亡反对启蒙的说法就乌龙了，因为通过建立现代集权民族国家的救亡路径也不出启蒙的范畴。但是,如果回溯民族主义的起源，它恰恰与德国的历史主义思潮脱不了关系，于是杜赞奇也乌龙了。我们现在知道了，搞学术就是踢乌龙。
●要被丘为君的课害死了
●四星给英文版，中文版翻译为《护史退族》应该更贴切些
●补标
●拾遗补漏 专业必读
●以线性历史、复线历史为核心概念，思考线性历史时展开对于历史、民族、血统、文化等种种元素的讨论，非常可读。
●当时看的有点一知半解，回头应该去看一下原版。
●海外中国学系列中最好的之一。从《文化、权利与国家》到《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杜赞奇极其善于跟上理论发展的潮流，理论用得十分精彩。本书前两章最有价值，后面六个案例分析则逊色很多。后现代风格过于明显，恐会多遭诟病。案例材料选取也略有问题，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分析不深入，但关注的视角和问题都非常好，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依旧是一个迷人的议题。
●希望有时间自己能重新翻译这本书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一)：《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历史也要反抗
或许我们不能立马推翻“线性历史”和“民族国家”，但我们有机会能重新思考民族历史，重新让已散失、被压制、被利用的历史对我们产生新的更多向度的意义，世界从一枝独占走向百花齐放总是更美丽些。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二)：正确书名当是：从译者手中拯救历史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但我发现了这件滑稽的事。
以下是国内出版杜赞奇的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书的三个版本。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看完这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前几天翻出笔记来检索时发现对这本书的框架结构已经生疏得很，张嘴竟然说不出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因此决定花点时间，把原先一些孤立的观点材料总结出一个有连贯性的主题，算做一个复习。
作者开篇即提出，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也即是说，一个民族，必须仰赖于共同的历史，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作者和安德森、盖尔纳的观点相类似，都认为这种从属于同一群体的意识来自于头脑中的想象和建构，即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
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复线历史”的概念，即历史不再是线性的、单向的因果递进关系，而是一种交易的关系，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同时，过去也通过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自身被改造成为现在所需要的方式。
从梁启超、傅斯年到雷海宗、顾颉刚，作者一一指出他们为建构一个单线的、启蒙的民族历史所作出的努力，随后通过几个具体的个案分析，来阐述他们究竟如何利用各种叙述结构来划定表明身份认同的集体边界。
激进民族主义者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果他们被要求必须与过往历史决裂，那么如何能保持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前后一致的民族？五四运动是此种情况最好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者有两种对策，一是极力夸大与过去的决裂的感染力，使之获得某种再生能力，从而使新的象征合法化。另一种策略是强调与“他者”的迥异之处，得以把本民族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起来。例如，反对帝国主义正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这里帝国主义正是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他者”形象。
出于同一目的，在中国历史内部寻找替代儒家传统的做法，也是在危机中重新建立主体性的一项举措。例如把白话文树立为现代中文，将秘密会党塑造为最原始的民族文化，真正的中国价值观念宝库，以取代正统的儒家地位。都是为了在古老传统衰落之后，力图寻找新的具有凝聚力的象征。
从一个较近的例子更可以清楚看出历史被塑造的过程，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最开始曾被颂扬为民主的象征，但随着1922年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裂，之后国共合作，联省自治运动逐渐让位于反帝反军阀的需要，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也使得联省自治运动受到严厉谴责。
以上几个案例都表明了研究所谓复线或单线历史的意义，一种叙述结构不仅能够塑造过去，同时也能够使将来的历史向着此叙述结构的内在方向发展，通俗意义上讲，即所谓“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将来”。这种精英主义的视角，也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强调的观点。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四)：从译者手中拯救History
关于本书的翻译问题已经有一些讨论了。个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出在本书导论中的这几句话：
My principal argument is that national history secures for the contestedand contingent nation the false unity of a self-same, national subject evolving through time. This reified history derives from the linear, teleological model of Enlightenment History-which I designate with a capital H to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modes of figuring the past.
中译本为：
“我的主要论点是：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 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这种物化的历史是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我将用租体的历史来表示后者， 以区别于其他讲述过去的形式。”
细节问题不去管，太多了。这里最重要的是，这个“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也就是首字母大写的Hsitory，译者承诺，将在后文中用粗体表示。
但在后文中，译者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History或是被翻为“启蒙历史”，或是被翻译为“历史”，都没有加粗体。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呢？这就涉及到本书的主要论题。概括来说，本书讨论中国民族主义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在杜看来，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其标志是nation在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历史叙事中被构建为一个自身同一的、在时间中保持稳定的主体nation-state。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民族主义干的事情，是从历史中拯救民族国家。而杜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个人理解，即是从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稳定主体被构建出来的历史中去拯救历史性（historicity）。拯救历史性的具体方案，首先需要描述历史是如何排斥掉其他历史叙事方式的，其次，是提出强调过去与现在之交互的复线历史（bifureated history）观念。
这在导论的最后一句话中讲得很清楚：
My task is to chart a way which exposes the repressive teleology of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and rescues from this History the ways in which the past is meaningful to the present.
杜给自己的任务，不是要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通过展示过去对现在产生意义的诸多方式来）拯救历史性。这在英文中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但在中文版中，由于没有明确区分启蒙史观的历史，其他历史叙事方式（包括复现历史），以及表示原初、整体的历史过程的历史性，故而造成了中文版难以理解。例如，上一句被翻为
“我的任务是既要揭示民族历史的强迫性目的论，又要从历史中拯救出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
其中两个“历史”应该加粗，“方式”（ways）应为“诸多方式”。否则这句话至少我是无法理解的。这样的理论上的细节问题还有很多。看中译本的总体感觉就是，大概知道老杜讲什么，但具体到论证细节，就是一片混沌，难以追踪。看英文版就是，哇塞原来这么清楚吗？这里我觉得译者是要担大部分责任的。
最后举一个同样在导论中的例子。
中译文：
由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念与民族线性的历史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历史当做认知的透明媒介，而不是将之看做一种话语，……
英文：
ecause our own historical conceptions have shared so much with the linear History of the nation, we have tended to regard History more as a transparent medium of understanding than as...
从英文版看就很清楚，后两个历史应该为历史，否则，仅仅从中文版看，“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历史当做认知的透明媒介”这句话好像是说任何历史叙事方式都不是透明的，但这里老杜是要尤其强调，在我们的现有偏见之下，往往以为历史是透明的。这里有强调重点的不同。一两个细节好像没什么，但积累起来，从整本书的规模看，就会很成问题。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五)：《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把美籍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看完，期间有很多事干扰了对这本书的阅读，当然此书中难懂的话语也是阅读如此缓慢的原因之一。杜赞奇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的另外一本名著是《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也很值得一读，因为这两本书都是从一个不同于传统线性历史观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解读，或者说作者本身作为一个“他者”站在中国历史之外揭示了中国历史，与此同时，他与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同的是，他又是一个来自曾作为殖民地的印度而具有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学者，这使他能够作为一个类似的“内部人”体会到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复杂背景和思想渊源。
本书是讲中国近现代史的，但又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民族主义的无所不在，使得研究这段历史就不得不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而要分析这段历史中话语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就更需要体会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传统观点将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实体，是包含着人民、领土和主权等要素的正式形式。中国以及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国家以及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兴起，都受到了西方殖民入侵的影响，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促成了这些地方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型塑。这种观点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将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作是一种线性进化的历史，而近现代就是民族启蒙的历史，在这一阶段，民族得以最终确立。但是，这种历史叙述话语却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上所存在的事实并不完全一致，对历史的描述与阐释还需要更复杂的话语，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复线历史。“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al），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P226）也就是说，探究历史的话语来源于过去，就必然受过去的影响，而现在对这些话语的使用却也使得这些话语具有了现代的意涵，而这些现代意涵则使得对过去的解读带上了现在的色彩，这种互相的交易就构成了复线的历史，而非进化的、线性的简单历史。 “承异”这一概念典型的体现了这种历史叙述的话语，概而言之就是在继承的同时还要对之进行改造，而非简单的继承。
本书的第一编首先是对历史叙述的话语进行了探讨，提出用复线的历史观以及叙述话语来代替线性的历史，因为后者在叙述过程中遇到了困境，因为这种叙述话语体现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它将民族国家确定为一个固定的种群和地域，而忽视了民族国际型塑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并且，这种历史叙述的话语很容易将民族仅仅局限于种族或者其他单一因素，而忽视了民族兴起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也有线性史观的倾向，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体现出的线性史观也有相似之处，因为都忽视了话语在古代与现代的不同，并且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另外，由于这种线性史观的过于简化，使得它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会因为过于强调一种完整进程而带有主观色彩并丧失了准确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学派”对之怀疑和批判之所在。他批判了过去正统思想对多样性思想的压制，并力求通过打破汉族纯洁性的深化来改造中国历史叙述结构。应该看到，历史是及其复杂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于他国的模式和发展历程，仅就民族国家而言，亚非和欧洲的民族国家就不同，民族国家在寻求其统一的根源时，是难以千篇一律的通过领土，而是会更多的到其他原则，如语言、种族、宗教之类中寻求，而在中国的民族建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与种族或者文化联系起来。总体而言，“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时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P60）而这正体现了复线历史叙述话语的必要性。
本书的第二编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具体叙述，用的话语自然是复线的，通过这种话语，作者得以跳出政治宣传和线性历史阐释所界定的认识范围，利用各种史料对当时的历史进行重新叙述。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史书特别是高中历史课本所批判的各种对象并非如其所言就是错误的，有的可以被看作是“成者为王、败者寇”思维下的牺牲品，有的则可以看作是当时为政治话语所批判的政治受害者，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叙述中得到还原。并且，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袁世凯等人，都是作为革命者或者变革者而存在，他们都在力图打破就传统并追求现代化，他们的对立更多的是权力的争夺，而非具体的变革政策上的对立，很多前者的政策都可以在反对他的后者所采取的政策中再现。反宗教运动就是其中一例，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国民党都曾对乡村的宗教活动进行了破坏，而共产党更不必多言。
近代中国建构民族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复线过程，这在革命者利用秘密会党的过程中得到典型的体现。孙中山运用传统话语劝说会党跟随他反清，恢复汉人的统治，与此同时，在此过程中他又注重将这些反抗活动归并于对共和的追求之中，这里展现出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的交错杂糅，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并非泾渭分明。
“封建”一词也是作者重点讨论的话题，晚清知识分子利用这个词所表现出来的对上古时代的复归来达到其现代目标，也就是虚弱中央的统治、实现地方的自治。在这里，可以看到与西方近似的市民社会的兴起，具体表现为乡村士绅或者借助寺庙或者借助公共权力的支持而获得的自主治理权利，而清末的赵尔巽和袁世凯则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来通过这些自治组织或个人来行使权力（前者是借助这些组织，后者则是将这些士绅纳入它的管理体系中）。但恰恰是国民党的统治时期使得这种市民社会荡然无存，转为中央对地方的直线统治，这个趋势一直延伸到现在。与封建密切相关的还有联省自治运动，这是当代为很多人所倡导的，他们力求通过建立各省的宪政来实现整个联邦国家的宪政。当然，这里有着很大的空想性，因为军阀只会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其割据一方的目的。不过，仅仅简单的对之批判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政治理念，并且很多人为之而努力。陈炯明就是其中一例，作者在本书中对他进行了翻案，认为陈与孙中山的分道扬镳，并非孙所宣称的陈背叛了革命，而是陈主张联省自治，反对用武力进行征讨。并且他在广东和福建也确实实践过他的主张，尽管他作为一方军阀仍然带有很大的保守性，比如对工人的剥削，但这都不能因为当时的革命话语对其进行批判，就简单的将之归入负面人物之列。将历史人物简单的脸谱化处理也是看作是线性历史观的一种表现，而复线历史观则通过运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并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解读，实现对不同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新发掘，从而找到真正的历史事实。另外需要提及一点，作者在这里对“封建”一词含义的转化进行了解释，指出这个词虽然在清末具有一定的褒义，但到陈独秀等人对之进行批判之前就已经变成了贬义词，因为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封建制而兴起），封建制变成了阻碍进步的制度，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一步将之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变成了另外一种落后。而这些正是封建变为贬义词的过程，现代历史学界也有对该词汇的争论，但对造成这一词汇各种含义的原因和过程却并没有好好弄清楚，盲目的批判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作者：[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译者：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
目录：
中译序
导论
第一编
第一章 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
一 西方学术中的黑格尔传统
二 线性历史的困境和民族主义的政治蕴涵
三 民族国家与启蒙模式的中国史
四 结论
第二章 中国和印度的复线历史
一 政治群体的历史模式
二 群体封闭的解析与承异的叙述结构
三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历史问题
第二编
第一章 反宗教运动与被压迫者之复归
一 自觉意识与历史终结
二 为终结历史而创造人民
三 反宗教运动
四 结论
第二章 兄弟会与共和革命中的革命话语
一 19世纪晚期中国的秘密会党
二 矿工、儒家思想与满族问题
三 革命党人对秘密会党的表述
四 孙中山：现实的考验与叙述的封闭
五 结论
第三章 “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一 市民社会与西方中国史研究
二 对市民社会的混杂叙述
三 实践中的叙述结构：建国与市民社会
四 孱弱的国家与国家主义话语
五 后记：梁启超与《封建制之附论》
第四章 地方对国家的叙述：现代中国的联邦
一 省与联邦国家的话语
二 湖南：自治与民权
三 广东：民族主义与背叛的政治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现代化批评
总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东游记——记我的学术生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226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