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上班
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拥有35万至350万元人民币财富的成年人达1.09亿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在这个收入区间里，中国的人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多。
这一群体对教育分工持有全新的态度，甚至不再拘泥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2016年，艾瑞咨询调查了1015位家庭年收入在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的家长。他们之中，父母共同负责教育、母亲负责教育、父亲负责教育的比例分别是27.3%、42.7%、30%，几乎呈三足鼎立之势。
上海松江，女作家毛利和她的丈夫陈华椋达成了“爸爸回家”协议。那是2018年的一个周末，夫妻俩相对坐着，一人一台电脑工作，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毛利刚刚把一本书的版权卖掉，收入100万元，“有底气过一点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提议，不如丈夫辞掉工作，回家全职带小孩。
陈华椋不假思索地说“好”。他以为那是一个玩笑。毕竟，“哪对夫妻平时不开开辞职的玩笑”。毛利又问了一遍。陈华椋从屏幕前抬起头。他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长期与妻子分隔两地，每月只有几天能回到上海的家中。儿子艾文在手机那头长大，还有一年就要升入小学。父子俩几乎天天都要视频通话。其实哪有那么多话可聊，小男孩低头玩着玩具，间或蹦两句见闻，陈华椋就看着他玩儿。
陈华椋一直觉得自己有损失。岳母和妻子合力带娃，他只知辛苦，却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辛苦。“那些辛苦本该也是属于我的。”他说，“虽然是辛苦，但没有经历，人生也不完整。”
他想了一会儿，最多一分钟，然后又说了一遍：“好啊。”第二天，他坐高铁回到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
毛利依据陈华椋上一份工作的薪资水平，给他开出每月两万元的全职爸爸“工资”，有需求可以申请追加预算。她觉得这很划算，100万元至少可以发上3年。这些钱将保障家庭的日常开销、儿子的玩具和练习本，以及丈夫的劳动付出。
当陈华椋忙前忙后时，她心安理得地窝在一个角落写稿不去帮忙。她如今处在传统故事里丈夫的位置，但她不想像他们一样，所以“工资”得发多一点儿。她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讽刺过他们：宣称养着全家，其实妻子劳动折算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他们的供给——“算盘也打得太精了一点儿”。
她觉得，有些人可能天生不适合育儿，比如自己，不如让适合的人去做合适的事。一个家里，“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没有输赢”。
陈华椋职务里最重大的一项任务，是筹备艾文进入小学。夫妻俩希望艾文能进入国际学校。踏入校门的流程和应届生找工作差不多：准备简历，资料初筛，笔试，面试，不仅面试学生，还要考家长。陈华椋也像所有求职期的大学生一样，关注了20多个学校的微信公众号，以便随时获取信息。
艾文被套入崭新挺括的毛呢三件套西装，拍摄了人生第一张简历照片。陈华椋花费一晚写了800字阐述儿子优点的简历，这让作家妻子都自叹不如。在毛利眼中，小孩子有时十分难缠，可以为获得一颗糖手段频出，且十分擅长与家长理论。对此，陈华椋写道：“最宝贵的是，他經常能指出长辈的一些错误……我们用这种方式共同进步。”
“我这样写，是因为我真的是这样看他的呀。”陈华椋说。
艾文不爱背古诗，也尚未在数学或写作上展现出什么异于常人的天赋。他迷恋了一阵葫芦丝，坚持天天练习。还有一段时间，陈华椋沉迷于高尔夫少年英才的美梦，向毛利申请了两万元，给儿子报名参加了两轮相关课程，成功让儿子学会了挥杆。
小男孩的精力主要贡献给了发呆、捡贝壳，坚持在每一趟旅行里去遍能去的海滩。他的热爱大多与升学无关，包括爱一切虫子。陈华椋为这份热爱骄傲：“你知道蜗牛的眼睛长在哪里吗？我儿子知道，他观察得很仔细，画得也很清晰，就在较长的那对触角的顶端。”
但他还需要说服学校理解儿子的可贵之处。国际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园宣讲，类似公司招聘开宣讲会。最忙的时候，陈华椋一周要跑一家学校，参观一下校园，听一听办学理念，顺便分析揣测哪些特质能获得主考官的喜爱。
有一次，一位校长的演讲让他心潮起伏得几乎要大声叫好，关键词包括“个性”“关怀”“身心发展”。演讲结束，家长将负责招生的老师团团围住，老师开门见山：“数学什么基础？英文达到什么水平了？练过钢琴吗？”
更难熬的是面试。孩子们被领去一间大教室，家长则在另一间。孩子们在休息时间能看动画、吃零食，一切都安排得像一场游戏。而家长听着音乐声和笑声传过来，极力辨认着自家小孩的声音。除了熟人能简单聊几句，他们全程沉默，人们都盯着挂钟。陈华椋心中有两个词轮番闪现：成功、淘汰。
似乎有一整个新兴群体都在为孩子而奔忙。艾瑞咨询2016年的调查显示，他们都生活在一二线城市，超过九成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一半以上是中高管理层及专业人士。这些家庭里，超过一半的子女在上课外辅导班，其中有78.9%的人在子女课外学习上投入万元以上，而95.7%的人希望子女能接受“个性化教育”。
《爱、金钱与孩子》一书中说：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极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更倾向于“鸡娃”，即给孩子“打鸡血”，设定较高的培养目标。这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通过教育深造获得了社会资源，他们相信奋斗，又深感不安，害怕孩子会失去他们努力得来的一切。
这个观点也让毛利印象深刻。可能因为类似的不安定感，在艾文求学的道路上，她在两种心情间反复横跳。和某个家长聊了两句，她深感耽误了小孩，要赶紧抓紧学习。过两天翻了几本书，她又恢复了“佛系”心态，要让孩子有做孩子的权利。“做父母，很多时候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判断自己当时做得对不对。”
丈夫陈华椋从未陷入过这种摇摆。“可能她是写书的，比较细腻。”陈华椋说。
21世纪家庭关系研究中著述最多的理论之一是父亲在位理论。研究指出，高质量的父亲在位，涉及与孩子的情感、表达、教育指导、身体互动等一系列方面，通常还与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有着良性关系。一个优秀的父亲，面对问题要一马当先（before the other），触手可及（at hand），总是在场（in attendance），且能起到实际作用（his existence）。
如果陈华椋正走在通往这些优秀品质的路上，那么搬家可以算作一座里程碑。搬家前夜，他一个人躺在新家里，激动得一夜未眠。
他们一家搬离了与岳父母同住的郊区大房子，住进了一套小公寓——租的。在原来的房子，做儿女的职责是接受无穷无尽的馈赠。
房子位于松江区——上海之根。毛利的邻居里，女孩从临近大学拿到文凭，通常会在本地小伙子中挑选一番，比对过双方手上的房本、车本，然后相夫教子。毛利是个不太一样的本地女孩。她身高超过1.7米，短发，站起来很有气势。她嫁给了一个福建男人，现在还给他开工资。
福建男人陈华椋搬入新家后，终于可以实施一直令他心痒的一项工程：教儿子洗澡。艾文惧怕莲蓬头洒下来的水，于是陈华椋建议他佩戴护目镜进浴室。他护卫在旁。
他们保持着随时会翻船的友谊。陈华椋愿意陪儿子在海滩挖上几个小时的沙子，也最懂他的心思。艾文使尽手段买了好几盒鲜肉月饼，只咬了兩口就放在一边，只有陈华椋看出他是要用月饼盒子做纸船。
辅导作业时，陈华椋不得不一再控制自己的脾气。丈母娘探视时赶上，在旁假装经过好几个来回，战战兢兢地问女儿：“是不是太凶了？”毛利亲自上场试过一次，在儿子第20次用橡皮擦掉没错的地方时，她破口大吼。陈华椋幽幽地说：“其实我每次都能忍到第50次。”
他没忘记自己“员工”的身份。每天夜里儿子睡着，他会回顾一下这一天的工作。如果儿子哭着说“我再也不和爸爸做朋友了”，那么这是客户的负面反馈，他会反思一下自己是否该有所改进。
他始终没和在福建老家的父亲细致讨论过自己全职爸爸的身份。他知道老父亲并不支持。
2019年4月，艾文被一所不错的国际学校录取了。促使陈华椋做全职爸爸的最大任务完成，他还想继续做下去。
闲暇时，他和同住上海的几个全职爸爸有规律地聚餐。席上几乎都是外国面孔。大家聊足球、明星，不聊小孩。小孩已经占据生活太多了，况且，男人聚会，聊天本来就是酒菜的陪衬。
（杨贺勤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27日，本刊节选，辛 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