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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大哈》是一部由莫森·玛克玛尔巴夫执导，Nelofer Pazira / Hassan Tantai / Sadou Teymouri主演的一部传记 / 剧情 / 战争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坎大哈》影评(一)：谬

电影的开始，我的眼神，游离于于女主角精致的盖头。

漫漫黄沙，骷髅，残腿，蒙面的女人……饥饿，灾荒，疾病，难民，孩子，武器……

镜头里所有的内容，都在女主角看似明确实则虚幻的旅程中一一展现。

我们不是渴望异国风情么，影片的开头，我似乎也震摄于这种新鲜感，可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心头却只有越来越深的惶恐，压抑，迷惘，无助甚至绝望……

不要试图去发掘更丰富摄人的情节，旅途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是个没有尽头的旅途。不正如今日的阿富汗？

《坎大哈》影评(二)：Kandehar

关于希望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它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我是很自然的看完电影就想到了玛利雅姆，反正关于阿富汗的大众作品也就那几部。但是就在我看过那仅有的那几部里，最后提到的都是希望。所以即使只能赤脚在沙漠里行走，也是为了参加婚礼；即使在布卡的背面，也要抹着口红；即使失去了双腿，也要为了一年一会的假肢奔跑。

关于旅行

“我要去伦敦，去巴塞罗那，去伊斯坦布尔，去哥本哈根，去巴黎，去罗马……”买一张机票，最多在一个陌生的场景里面转个机，然后所需要的就是等待，等待飞机着陆的那一刹那，走出机场，呼吸到那里的空气，听到那里的言语。可是对于那一句“我要去坎大哈”来说，却要付出多少努力。至少书里面的主人公都能交到好运，他们可以顺利的在别人的护送下，说着趾高气扬的英语，不会缺胳膊少腿的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再绝尘而去。可是对于那些世代都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坎大哈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关于孩子

说实话，从片子里面的那个KHAK，实在是看不到一点希望。那样对着古兰经磕头的背法，唯一现代化的内容大概就是刀，枪和现代杀伤性武器。如果都是真的话，阿富汗就永远只能是阿富汗了。

关于布卡

不管是玛利雅姆，莱拉还是纳法斯，那么美丽却要被包得像瓦德一样的女人们，总有一天会被看见，然后闪闪发光的。

《坎大哈》影评(三)：坎大哈

《坎大哈》，是今学期电影选修课第一节课看的电影，恰好也是我早就标记了想看的电影。玛克玛尔巴夫，这个伊朗最负盛名的导演，在看《坎大哈》之前我也只看过他的《无知时刻》。相对于《无知时刻》，《坎大哈》明显要沉重得多，要多了一份现实和无奈。 某种意义上，《坎大哈》也是一部公路片，一部属于中东地区的公路片。女记者为了拯救身在阿富汗决定自杀的表妹，毅然回到疮痍满目的阿富汗，在寻找表妹的一路上，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与他们交往过程中女记者则重新感受到故乡的疮痍与悲凉。无论是接受着枪械的训练的孩子们，还是身盖黑纱终日虔诚诵经的妇女们，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亦或是善良的医生，甚至是沿途四肢残缺的路人；女记者这寻找表妹的路上，更多的是给我们展现了阿富汗这个国家的现状，一种不可思议的现状，恐惧、专制、盲目、愚昧的阴影布盖了整个阿富汗，在那里你唯一感受到的只有暴力，而阿富汗唯一现代化的东西竟然也是武器——暴力的象征。暴力之下，剩下的更是平民的悲愁和痛苦；其中，那些驻着拐杖拖着残肢焦急地奔向从飞机上降落下来的义肢那一幕，堪称是整部电影里最经典和最令人心酸的一幕了。是的，暴力化的阿富汗给他的平民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伤害，在那个国家，遍地的地雷与猜疑分分秒秒能击倒你的身躯与精神；也许女记者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人，但这些截然不同的人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阿富汗的牺牲品。 最后，女记者跟着一个断手人混在一群送亲的队伍中以便继续前往坎大哈，但是她却被士兵搜查了；接近两个月前看的电影，我大概也忘了结局里的各种细节了，只隐约记得最后一幕是女记者通过面纱仅有的间隙窥见最后一丝阳光，太阳大概是要下山了，至于女记者能不能顺利通过搜查到达坎大哈，这是一个疑问。

《坎大哈》影评(四)：宗教投机者之间的利用和被利用 --- 《坎大哈》

到处遍布着地雷，随处可见残肢断臂的人。人们喝着有虫的井水，等待疟疾的到来。女人罩着面纱过活，同世界的有限接触仅限于一个个微小的气孔。在这个只有男孩才能读书的地方，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这里的学校能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吃了东西后，所有的孩子都得接受原教旨主义教义及如何杀人的双重培训。在这个未受现代文明萌荫的地方，唯一被证明已同现代文明接轨了的就是那大量散落民间、无处不在的现代化武器。

这是伊朗导演 Mohsen Makhmalbaf 的力作。

从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贫如洗的周遭环境，漫山遍野的黄沙，人的肌肤普遍受到风沙侵蚀，幼嫩的小孩也未能逃脱。这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笼罩下的阿富汗。

古老的阿富汗以前是伊朗的一部分，两国的边界几乎是开放的。因此也就不奇怪一个伊朗导演能跑到阿富汗去自由自在的拍摄。从该片的整体表达力度来看，一个不是对这块土壤充满了深情，一个没有在赤贫中被浸润过的导演是无论如何也拍不出那种悲天悯人。相反，会一不小心的就流于表面化。如果一部影片的镜头光对准了人们的缺衣少食、穷困潦倒，以及人们的眼神是如何充满着饥渴乞望，那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一种表面层次的煽情。但正因为该片使用了一些较难把握的旁敲侧击的手法，才使我们对这个已离炼狱没多少远的人类族群的整体生存状态有了一个不偏狭的了解。这些手法看似有些滑稽、荒诞和错位。

除了两三个主角外，影片启用的都是群众演员。这对导演的驾驱能力提出了挑战，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拍的不伦不类。虽然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些纪录片的痕迹，但最终它还是被拍成了一部故事片。 Makhmalbaf 将这些表演生涩的演员纳入了他的宏观镜头，并为影片整体提供了服务，很见功力，相当不容易。如果要在中国拍同类型的影片，这种手法倒值得借鉴。

这部影片中的象征意义：那个充当娜珐丝向导的小男孩代表了什么？这无疑是个重要角色。虽然扮演小男孩的明显不是职业演员。但他那非常到位的演出使我们相信 --- 穷途末路的人是非常可怕的。那个小孩因在学校里有口无心的念歪经而遭开除，之后碰上了想去坎大哈的娜珐丝。他那忽闪忽闪的眼睛背后划过的是怎样的念头无人可知，但多数会给人带来捉摸不透的感觉。他主动提出要将娜珐丝带到坎大哈，并索取了50美金。不过没人知道他下一步会怎么做，是倒向这边还是那边，会否为了别人再次付出的50美金而出卖了娜珐丝。他从躺在沙漠中的骷髅手里缴获了一枚戒指。当娜珐丝谢绝他的带领并想用钱打发他时，他强行探出了那枚戒指，要强卖1美金 ... 这么个儿童，他长大后将会是怎样的？本应去信仰的可兰经已不能驱使他忽视自己的背疼而忘我的诵读。他随意的将经书弃置一旁，闭目养神。眸子中透出的机会主义眼神使得他很难再给人以信任感。他已不再受到任何教义的约束。

这是个典型的人物，代表了今后可能将大量涌现的同一类人。

本片的经典镜头：当飞机低空掠过时，从机尾撒下了一个个带降落伞的人工义肢。从颤动着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大群早已在地面守候多时的残疾人。大家蜂拥而至，你争我夺。这个场面有什么含义？红十字会投下的义肢象征着烙有西方基督教精神印痕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他们的救援对象却是信奉伊斯兰教中最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政权为了贯彻自己的极端宗教政策可以不惜背上骂名去摧毁象征着异教的佛像，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享受着同属异教的基督教文明给他们带来的救济 ... Makhmalbaf 婉转的开了塔利班一个玩笑。

本片刚推出时未受到多少关注。但“911”事件发生后吸引了众多眼球。人们觉得从中能了解到一个真实的阿富汗，塔利班统治下的。 Makhmalbaf 的影片作为纪录片满足了这些人的猎奇欲。作为故事片，这部影片又通过不同一般的镜头感和影像组织能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本片获得了01年的 CANNES film festival ecumenical jury prize 和 UNESCO frederico fellini honor 两项奖项。

影片结尾的音乐是一段中东特色的打击乐，逐渐由慢发展至急促。最后以小学生前俯后仰的诵经声告结。

《坎大哈》影评(五)：《坎大哈》——这个国家会有好的未来吗？

《坎大哈》是莫森•玛克玛尔巴夫自编自导的作品。熟悉伊朗电影的朋友，应该知晓莫森对于伊朗电影的意义所在。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宗教、战争、生存的思考，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即便电影对改变世界、改变传统、改变文化的作用是有限的，但莫森还是用这个工具向世界呼喊出自己的想法。

在评论这部作品之前，我们先看看莫森的传奇一生。是怎样的人生经历才让他创作出这部作品关注战争、贫穷、苦痛的作品呢？1972年，年轻气盛的莫森加入了伊朗伊斯兰地下民兵组织，对抗国王君主政权，开始卷入政治权力与阴谋的漩涡。17岁的穆森因枪杀了一名警察而获刑。牢狱之灾过后，他开始远离政治，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选择用另一种有别于直接对抗的方式去表达对这份饱受沧桑的故土的感情。

莫森的情感是热烈的，但他的镜头对着伊朗社会现实及动荡不宁的西亚局势时，却是是异常冷静的。冷静的他带有政治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眼光，丝毫没从这苦难的民族、这相连的血脉中转移过视线。他的电影世界尽是忧伤与悲愤，展现一个像是与现代社会隔绝的存在，却能让观影的你了解那儿的苦痛，珍惜你生存环境的稳定，更甚是让你有想帮助那儿的人的想法。

拍摄于2001年的纪录风格的影片《坎大哈》把时代背景设置在阿富汗内战时期。片中，战争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女主角纳法斯因为内战而独自逃至加拿大，小男孩哈克因为战争而失去父亲，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接受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教育，无数不知名的人们因为战争而失去了肢体。也由于战争，社会动乱，人们贫穷、饥饿、无助……铤而走险的人以抢夺、欺骗等方式苟活下去。

影片的剪辑颇有意思。片头和片尾的部分是相同的，纳法斯对着夕阳，揭开了布罩，接受检查与询问。这一部分在开头用于交代主角身份，纳法斯，阿富汗人，下一个镜头则是她在飞机上录音，讲述此行的由来与目的。此处毫无过渡的跳转，容易令观众产生悬念，到底什么导致女主角的身份改变，人生变化？从远到近的镜头，缓缓接近这片神秘的土地，这一切对于纳法斯来说并不陌生，陌生的是她没想到她离开的几年后，这片土地多了这么多残肢缺腿的人。当画面里出现一双双假肢从高缓缓掉落时，镜头转向地上撑着拐杖却有移动很快的残疾人。此刻，战争带来的苦痛已略有感受。

影片对底层人民的苦痛的展现是直接的、毫无保留的、真实的，以至于有人说这部影片像是纪录片。而这技巧在于莫森敢于启用群众演员，并能把握好他们的表现。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演绎自己日常的生活，这并没有任何矫情的存在。影片大量使用手持拍摄，画面略有抖动，却能带来真实的观察感，我们随着纳法斯的视角去审视她曾经熟悉的故土，感受到底层人民的恐惧、饥饿、欺骗、狡猾。

影片中布加束缚的女性形象都有普遍的特点，如服从丈夫、吃苦耐劳、严守规则，同时又爱美。除了纳法斯外，似乎片中没有第二个本地女人揭开过她的布加，你完全感受不到阿富汗女性的美丽。但她们却也爱美，像在赶路休息的时候，涂指甲油、戴上彩色的手环，在车上戴着布加也得涂口好……片中当哈克领纳法斯到井边时，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布加的妇女低头搓衣服，她们没有出声，她们看起来都一样，她们像是受着某种强大力量的束缚而必须做什么。此时在西方世界里的女性可以自由地打扮、自由地交谈、自由地娱乐……阿富汗的女人们到底受了什么罪，要承受如此禁锢般的待遇？是伊斯兰教教义？是伊斯兰文化的传统？是塔利班的强制举措？影片并没有给予答案，但这种罪正是让纳法斯妹妹想自杀脱离的原因。

然而笔者认为“罪”的由头是男权话语下无法束缚的男性欲望。阿富汗可以一夫多妻、丈夫不做家里的活、妇女打理家的一切事务、丈夫可以拳打脚踢妻子而不会有严重的后果……稍了解阿富汗情况的文明人都会同情和悲怜这班苦命的女人。片中答应护送纳法斯的男人曾指责她随意揭开布加，“布加不是装饰品，是我的荣誉的象征。”布加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妻子贞洁的象征，是他荣誉的象征。令我动容的镜头还有是一双双女孩的眼睛，当她们听到今后不能来上课，要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后，她们的眼睛里有无奈、有伤心、有不知所措，她们知道太小而以至于不知如何对抗命运。宣读通知的男人补充了一句，“但是你们不能放弃希望。如果围墙过高，天空也会更高。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一只蚂蚁。如果你们假装自己是一只蚂蚁，你们可以闭上眼睛，那房子就变得更大了。”然而这种精神胜利法并没有什么作用，女性仍然不能接受更多的教育、女性仍然出行受限制、女性仍然没有平等、自由与权利。

导演似乎有意抓捕一种人——投机分子，这是一种趁乱“打劫”的人。这种人不分成年人或未成年人，学校里教学的男人向孩子们灌输各种杀戮等恐怖主义的思想，但孩子们却没得选择。因为在困难的环境里，学校有免费伙食。学校通过这点，培养出一帮好斗、残忍、无同情心的学生。哈克这个被逐出学校的小男孩，也在生活艰难的环境下成了一个投机分子。当纳法斯跟他闲聊的时候，他要求得到更多的报酬才说出情况。他不畏惧或不尊重死人，夺走尸骨上的戒指，并想强卖给纳法斯以获得多一笔收入。他是阿富汗未来的另一种象征，却与正义、善良无关，有的是投机、想尽办法生存。片尾断手的成年男人也是投机者，以断手的原因骗取一双假肢，并打算通过转手来换得金钱。他愿意带纳法斯去坎大哈，不是出于救人心切，而是因为金钱打动了他。阿富汗有一大帮这样的人，国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结尾里纳法斯揭开布加，看见徐徐落下的夕阳，并向检查人员交代自己的姓名与捏造的身份就结束了。导演没有告诉观众，纳法斯最终有没有成功救到妹妹，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但可以想象她的妹妹正如片中其他的女人一样，忍受着苦痛，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纳法斯即使劝住了妹妹自杀，也很难改变她的命运。妹妹留在家里仍然过着与自杀前相似的生活，其丈夫也会死死盯着她。

只有逃出这片故土，方有新的希望。

《坎大哈》影评(六)：《坎大哈》跟着太阳，跃过沧海

导演穆森.马克马巴夫像阿巴斯一样，在伊朗电影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同时，他又像前辈阿巴斯一样，在战争与生存的熔炉里燃烧着生命的价值。而且，可以说穆森的一生同他眼中的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1972年，15岁的穆森加入伊朗伊斯兰地下民兵组织对抗国王君主政权，卷入政治权力与阴谋的漩涡，17岁时，穆森枪杀了一名警察而获刑，因1979年的伊斯兰群众革命运动，4年多的牢狱之灾过后，重获新生。从此，穆森开始用远离政治并全心投入电影、文学艺术的生命热忱导航，掌握着他前行的脚步，一路吟唱他心中饱经沧桑的故土。

虽说不涉及政治，然谈及文化传统必然牵动着政治的触须。2005年已移居法国巴黎的穆森，在2009年以总统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官方发言人的身份加入了新的政治游戏，虽然米尔.侯赛因.穆萨维落败，却看到了穆森在电影之外弥漫的个人所保留的民族情感与政治激情，还有艺术家那与生俱来的充满理想化的自由、正义情操。

但相比较变化莫测的现实与残酷的生命轨迹，我还是单纯地喜欢银幕内寻找梦想时所流露的坦然与希望。电影中这样的情感才是最可靠的，美过一切“硕鼠”口中已定义好的天堂，遍野哀鸿至少还有跃过沧桑的希冀。这也是穆森令人捉摸不透的地方，他的情感虽如此热烈，但他的镜头却异常冷静，在电影中他始终躲在镜头外，对苦难的民族与连根的血脉不离不弃，用超越悲天悯人的同担共泣，铺就出他的电影世界，心寄出无尽的忧伤与悲愤，点缀着和平世界的欢声笑语。

而谈及这部电影，拍摄于2001年的记录式影片《坎大哈》，虽获得了5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提名，并得到了西方影视界的短暂关注，但始终与那些“一种关注”盛名下的源自残酷现实的故事一样，劫后余生的呐喊在节后也就无言了。这当然是怪不了人的，普罗大众的眼泪不过是为爱国者与飞毛腿的戏耍在撒花助兴，能阻止灾难的永远取决于利益跟权力发善心与否。

不只这一个故事，在这片土地上，现代文明的注解就是人吃人的枪林弹雨，及在同一“主人”的眼皮下没完没了的同室操戈。那么，就抱着直觉中的眩晕，跳入进电影《坎大哈》的故事里，随远处蒲公英般飞舞的降落伞，假装自由自在地飞行，慢慢开始猎奇游记中由远及近的探索。昏黄的高原，满天的黄沙，缺乏绿色生命的画面，总能让人感受到这片土地的贫瘠、焦灼与荒凉，这也是有关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伊朗、巴勒斯坦等影片中唯一不分你我而悠然存在的同一张脸。

貌似记录风格的《坎大哈》，其实有着十分生动且又戏剧性的故事线索。曾在阿富汗担任记者职务的纳法斯，在阿富汗内战爆发时留下妹妹独自逃到了加拿大，妹妹欲在月蚀之夜自杀的信件，让纳法斯毅然决然地选择重回阿富汗解救自己的妹妹。而这样的故事背景则设置在了导演当时拍摄的历史时期，那时正是阿富汗塔利班疯狂执政的内乱后期，也是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水火不容逐渐升级的危险期，不仅在伊阿边境充满着火药的恐怖气息，阿富汗境内的城市乡野，也到处埋伏着未能排除的地雷炸弹，不断吞噬着普通人的灵魂与躯体。

地雷炸弹，这就是电影贯穿记录全过程的另一条线索。从远处的降落伞到近景中飘落下的人造义肢，从踩玩偶被炸死的游戏到齐聚在红十字帐篷外的人体残偶，揭示着战争蹂躏人类的事实。而对于剧情中这趟必行的旅途，从伊朗边境进入阿富汗，最终到达坎大哈救出妹妹，纳法斯简单而又美好的构想，全因这恐怖的现实，喻示了这段并不太遥远的路程有着登天般的难度。

却也是这不可思议的特定状况，由纳法斯录音记录，为观众与当地的环境、民俗、战乱生活构建了一座无形的心桥。伊阿边境上到处是缺胳膊断腿的老百姓，而且战乱施虐的疾病、贫穷、无助，在人们纯净的眼神中也都蒙上了一层无法洞悉的“恐怖”。信任是一种危机，而保全性命则成了最现实的问题。这些还仅仅是男女老少同等的命运，更为凛冽的是那些始终以民族宗教的名义惩治女人残毒孩童的恐怖生活。

那里的已婚女人始终要戴面纱，以示对教义的忠诚，对丈夫的忠贞，对自我的守节；并行一夫多妻制，无穷无尽地繁衍着后代，却无法给予任何一个孩子可承诺的平安喜乐，更不要说她此生的意义。

那里的男孩子们虽被送进了学堂，却要手握着刀枪，虔诚地摇头诵经，并在幼小的心灵上早早地栽种下仇恨的种子，更多所谓天资平平的男孩子们则沦落为等待施舍的乞丐；而女孩子只有提早找婆家的活路，也有很多唾弃这“活路”，而选择“浴火重生”的死亡之路的。

那里又有被战争麻木了神经的无数平民百姓，扛着从红十字会撒谎骗来的假肢，鼓着苟活下去的意志，在他们可以操控的领域继续着弱肉强食的游戏。

那里还有被上帝引领的外国人、慈善团体、志愿者义工，但无论多么伟大无私，他们的力量依然安抚不了德黑兰墙壁上反美反西方文明的愤怒。

应该说，这样一部半纪录式影片最终要鞭笞的一定是战争，与世间一切不公的现实。它在浍渠生活的苦海中揪扯出了利益纷争的真相，不论是穆斯林什叶派与穆斯林逊尼派的血仇，还是罂粟与石油引发的国家尊严之战，垂帘听政的是沆瀣一气的贪婪，这里其实没有永远的敌人，但一定有永远的利益同盟。

当然，以伊朗导演的视角看到阿富汗的面孔，肯定会存在发自民族精神的主观感受，但在这部剧中，却免去了这种可能性。因故事在纳法斯追随“太阳”光明的旅途中结束了，她对妹妹的承诺依然在兑现的过程中，希望一定还在，也祈盼完满的结局。至于走进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了解更加残酷的生活，类似禁止妇女外出工作，男人必须留胡须，女孩子不得上学，关闭电影院，禁用手机，砸烂电视，控制娱乐活动，断肢、乱石砸人等等，那就循着其他的电影,探秘残酷的艺术之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