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我的父亲
前排左起：杨沫，马建民
后排左起：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
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这一生中，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为草原上的知青，为反“四人帮”而被判长期徒刑的同事，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为帮助过我的中国留学生，为晚年返璞归真的母亲，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蕴昌写过纪念文章，却没心思给父亲写。因为，我对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青春之歌》中江华的原型。但在我眼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那么和蔼可亲。现在父亲去世30周年了，应“家族往事”征文之约，为他写篇文章。
一．对孩子冷酷
1951年，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疼我的姑姑、奶奶，来到陌生的北京。四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叫不出口，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他下班后不理我，从没抱过我，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相，长大了更是没有。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两次动手术，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的。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来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他越走越快，我跟不上，眼见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忘记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我跟父亲上街，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一根冰棍，一件玩具。只记得过年时，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色小炮儿。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到初中、高中长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到家后，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我偶尔去他的房间，他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时，从不带我，好像嫌我给他丢人。跟老战友说起我时，总是数落，陈述我的种种毛病。他有个习惯，喜欢在老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特爱表现他不娇惯孩子，对子女严格要求。
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他经常狠狠打我。在农村老家，大家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非常顽皮粗野，姑姑秀端把我惯得很不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打屁股的手也很重。他是个30年的党员，老干部，大学校长，在外面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圆，样子狰狞可怕。
我小学四年级11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忘了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看见我哭，上来就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节，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先动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大家面，抬手抽了我一嘴巴。大年初一挨打，我哭了半天。五十多年后的2014年，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她还记得这次抽我，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大过年的还打人。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管父亲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至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都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大哭一场。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亲人，他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回老家吃的、住的、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我能够说了算。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忽视，被冷遇，被遗忘。
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饱，偶尔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有。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学校开家长会，他从来不去，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记忆中，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初一时，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笔。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送我这两根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受宠若惊，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给他（那时候，我特别害怕他，他不叫我，都不敢进他的房间）。但一顿骂，一顿打，又把我对他少有的一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
父亲不只打我，还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最被溺爱，也最敢跟父亲顶嘴（我小时候可一点儿也不敢）。小胖都上大学了，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不许小胖在家吃饭，让保姆把家里的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痛斥父亲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农村务农，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十分疼爱，从没打过他一下。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看望。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看着看着就猛抽了他一耳光。把那孩子打蒙了，呆若木鸡。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孩的很多，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下手那么重，恐怕就少见了。人家是客人，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几十年后，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被打，令我对父亲恨之入骨。1963年，我初三毕业前，很想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之后，也没去卫生室包扎，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回到家后，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了手指，却大发雷霆。父亲说，只有旧社会江湖上的那些人才爱动刀子写血书。越骂越生气，开始嘭嘭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表决心会这么挨打（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把一个小手指头剁下来交给他，他还表扬过这人）。我也没干坏事，凭什么对我拳打脚踢？很多革命烈士都在狱中写过血书。当时我16岁，挨打时一声不吭，首次愤怒地瞪着他打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流了那么多血，左裤腿全湿透了，还被这么凶狠地暴打！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的署名。我悲愤填膺，流着泪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从那以后，再没打过我，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远。1965年，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单位发他一个军棉袄。1966年他回北京后，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给我，我听后非常高兴。那时候，中学生们最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军装。可最后，父亲却没给我，送给别人了。理由是给我穿，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他明知我喜欢军装，就是不给我——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我白高兴一场，自然对他产生怨恨。
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父亲随意翻动，甚至偷走（如我买的抗战歌曲集）。他反对哥哥练武术，说不文明。当时住在国务院宿舍，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飞镖、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荒草中。我也攒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非常珍惜，下乡时没来得及拿，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
文革中他受批判，处境开始不好，我无动于衷，甚至还有点儿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后来北京红卫兵中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我也动了心，并在1967年4月毫不依恋地打砸抢了自己的家，企图一去不复返地上前线抗美援越，宁肯死在战场，也不再回这个家。因为感觉不到一点点家庭的温暖，也是我多年来对父亲不满的总爆发。当时真的想“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了。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报，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在家里烧毁了很多材料，毁灭“罪证”等。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见。
父亲自然深受伤害，认为白养了我一场，大骂我是白眼狼。我下乡内蒙古后，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可能还隐隐高兴兵团替他报了仇。
1976年年初，我发现自己写的下乡经历手稿被他偷走后，写信向他索要，并警告他不要烧毁，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的回答是：跟我断绝一切关系！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他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那时，我孤身一人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举目无亲。他不但跟我断绝来往，还让他的老战友——把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也不要理我。等于从背后给了我一刀，令我猝不及防。我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也随之离我而去。那段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刻骨铭心。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的秘书蒋雪姣去看望父亲，得知我在大同，说：“恰好要去大同办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不要去看他、照顾他，让他自己锻炼，自己闯。”蒋秘书认为这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真实原因是父亲跟我断绝了来往，并让家里所有人跟我划清界限，自然不许蒋秘书看我。
1977年年底，凭自己的作文，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与我恢复了来往。趁他高兴时，我对他说：“你要对我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谁料他听后勃然大怒，一点儿不承认对我不好，反问：“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你摘了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痛骂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是个地地道道的“内奸”“白眼狼”。
不久，又因为某事跟他争辩起来，父亲见我顶撞他，再次跟我断绝关系。姐夫给我介绍了一个文化部的女翻译，他逼姐夫告诉那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要与我来往。在北大期间，寒暑假时，外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饱尝了“丧家之犬”的滋味。
因此，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挨打，就是训斥，就是冷遇，就是被赶出家门的屈辱，从他那里感觉不到父爱。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一些。逢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他的吃不了的、都长了毛、发了霉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一些。但平时我和他仍然来往不多，刻意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一接近他多了，待他热情一点儿，他就怀疑你对他有所企图，要求他办事，会突然变脸。
所以我从来没有心情写怀念他的文章。
二．父亲的历史
1985年8月30日，父亲去世。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没掉一滴眼泪，只临时戴了会儿黑纱，告别式结束后，立刻摘掉。而胡耀邦去世，我戴了好些天黑纱。
目睹参加遗体告别的那么多人都为他哭泣，让我震惊和困惑不解。如此冷酷无情的人，怎么还有人为他流泪？尤其是那么多当年北师大的学生，都管他叫马校长，对他称赞有加，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我这才明白，作为孩子，我只了解父亲家中的情况，对他工作的情况、在社会上的情况一无所知。
直到父亲去世30年后的今天，我仔细看了他的简历，才对他有了一点大概的了解。
他是1911年6月1日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一个贫农家庭。
他的父亲叫马让，母亲叫宋文素。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为了让孩子有出息，几个亲戚当时又都没男孩，从1925年到1927年，全家省吃俭用供应他上了深泽县城厢小学，读了两年半高小。
1926年年底在深泽县上高小时，经教师王肇兴介绍加入共青团。
1927年入保定同仁中学，因为上课时，好给老师提些难题，让老师下不来台。还在墙报上张贴一些比较激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文章，于1929年5月被学校开除。
1929年下半年父亲又到保定景仁中学读书，寒假时正赶上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他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讲话声援二师，又被景仁学校开除。
从父亲的履历上看，他年轻时很不安分不驯服。他曾是个捣蛋青年。
1930年他随同保定市委书记魏十篇去河南浚县教书，并加入共产党。后来，他曾以保定特委的特派员身份来到宛平县（现在的门头沟区）工作。公开职业是小学老师，发展过数位党员。其中就有后来帮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1976年春，我在大同见到高叔叔时，他已六十多岁，称父亲一口一个“马老师”，毕恭毕敬，令我惊讶。
七七事变后，父亲回到老家河北省深泽县，从事抗日活动，曾担任安国县委书记，霸县县长，第一联合县县长，十分区专署秘书主任，十分区抗联主任。
《吕正操回忆录》曾三次提到父亲。精装本第80页写道：部队“离开深泽县之前，由沙克同志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大约三四十人，参加会议的有邸清哲、赵通三、王晓楼，还有马建民、张逢时等”。在谈到“五一大扫荡”之后的冀中统一战线工作时，第324页中说：“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建民，表示抗战到底。”第325页中又说：“十分区在恢复根据地的初期，特派马建民和白洋淀东四十八村高家场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利用高家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将四十八村变为十分区恢复根据地的站脚之地。”
吕正操在回忆录里能三次提到父亲的名字，不容易啊，说明他给吕司令员留下了印象，说明他干得不错，令我感到欣慰，对父亲稍稍有了一点敬意。再有，最近去了趟父亲当过县长的霸县（现在叫霸州市），得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霸州人民革命史》，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父亲，转录如下：
……
4．反对靳国梁叛变的斗争
靳国梁，霸县县城人，七七事变前当过警察文书。1938年年初，混入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团部任秘书，后任军分区便衣队队长。1939年4月，原霸县县大队上调军分区，遂以分区便衣队为基础重组霸县县大队。靳国梁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马建民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高均兼任，张铭录任副政委。靳国梁无视全县灾情严重，人民缺衣少食的状况，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吞噬公款，并接受地主贿赂，破坏阻挠推行合理负担政策，支持临津村地主韩八、堤角村地主李品卿等瞒地50多顷。事件败露后，他暗中与汉奸宋宝善、日军翻译焦成海勾结，密谋投敌，同时与其心腹第三中队队长董桂芬、第四中队队长郭凤来策划投敌行动。他们计划先扣押县区负责干部和大队中的政工干部，然后再诡称伏击日军，将队伍拉进县城，妄想一举搞垮霸县抗日武装。8月10日，靳国梁下了毒手，首先在下岔河村扣押了副政委张铭录，又令郭凤来在侴辛庄扣押了中队指导员孔岫生、二区区长陈渡，在小柏林庄抓捕了县长马建民、财政科长许鹤轩等。马县长非常镇静，大义凛然，他以民族气节教育郭凤来，促其幡然悔悟，悬崖勒马。郭向马县长表示决心抗日，不当汉奸。他护送县政府人员到侴辛庄集合，连夜转移到四区小安庄，并与分区游击三团取得联系。……绝大多数战士愤然起步回到根据地，靳逆只带十几名亲信进城投敌。令人痛心的是靳逆为向日军邀功，把事先扣押的副政委张铭录交给了日军。张铭录威武不屈，为国献身。噩耗传来，全县抗日军民为之愤慨。在（1939年）“九•一八”八周年纪念日这天，县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县长马建民做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并以文字发表，各抗日机关团体和各村公所都送了挽联。
摘自《霸州人民革命史》第47～48页
父亲在被投敌部队扣押之后，能临危不惧，给叛变头子做思想工作，让其改变了立场，放弃叛变，这不容易，起码要有口才。换了我，肯定没这本事。这种紧急关头，靠嘴巴说服了叛徒回心转意绝非每个领导都能做到。父亲凭着头脑冷静，用小小的舌头劝服叛变部队放弃叛变归队的事情，至今还在霸县流传。
同时，霸县的党史资料中，还详细记述了另外一次父亲沉着应付敌人的经过：
1940年5月13日晚，霸县县政府机关（包括民、财、实、教育科）与执达班（县政府警卫队）共30余人，押着20多个犯人，在县长马建民带领下，转移到位于岔河集正南五公里的冯家村（当时属霸县一区，现属雄县）。马建民住李景山家，秘书处住李凌家，执达班住马洪州家。14日深夜，村里一片寂静。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却没有入睡，他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有的在阅读文件，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交谈着与日本鬼子战斗的经过和经验。突然，村东连响两枪，这是我警卫战士发出的信号。敌人来了。县长马建民手持短枪，带警卫员康永义、王永发等行动敏捷，迅速冲到村南。但是后边的大部分干部战士却被敌人包围在村里。
这次出动之敌是伪军李宝伦部，共有80余人，他们在中队长、叛徒董桂芬的带领下，从霸县城直奔冯家村，杀气腾腾地想一举消灭我县政府。敌人大声吼叫：“你们投降吧，跑不了啦！”我被包围的战士沉着应战。执达班班长张建，命令一部分战士看管好犯人，自己带一部分战士借助院墙，不断还击。但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包围圈逐渐缩小，形势十分危急。敌众我寡，如何解围？冲出来的人们焦急万分，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马建民。经历过抗日烽火锤炼的马县长，毕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考虑了片刻后，一个欺骗敌人的战斗方案产生了。马建民说明了意图后，身边的战士心领神会。只见警卫员康永义把手一挥，大声指挥道：“一排向西，二排向东，三排占领村北制高点。把敌人包围住！”
这时候，村外好几个地点都响起了“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否则，八路军对你们不客气了”的呼喊。果然，敌人的攻势减弱了。被包围的战士们来了精神，更猛地向敌人射击。这时，驻于谢岗村的我县一区区小队，在队长张万顺的带领下，闻声赶来助战。敌人真以为被八路军包围，急忙撤走。我部无一伤亡。
岁月流逝，马建民巧施战术、化险为夷的冯家村突围战，距今已有48年，但一提及这次战斗，参战者津津乐道，群众也赞不绝口。
摘自《硝烟怒卷清河北》第33页
真没想到，父亲还曾指挥打仗，派几个人四处叫喊，硬把敌人给诈唬跑了。过去，我很为父亲是个文官而懊丧，觉得老爸当北师大副校长脸上无光，不如那些将军子弟牛气。我当时心中特希望老爸是个将军，那多荣光！现今看到霸县的党史中，还专门提到父亲的这两个故事，面子很感满足，为他能有这等不凡的举动而折服。
三．父亲实事求是，不那么极左
尽管文革后，父亲调到社科院，离开了北师大，但在父亲诞辰百年时，北师大仍旧专门召开了一个马建民百年座谈会。多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纷纷讲话，高度评价了父亲，说父亲为人老实厚道，没有架子。有位老师还说，当年他结婚后没房子，父亲就把他中午休息的一个单元房让给了他，令他十分感动。
为纪念父亲百年，北师大还专门为他出了本小册子《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介绍了他的一生。由此才知道了一些他在北师大的工作情况。现摘引书中的一些描述：
马建民是个少言寡语之人，更少长篇大论。在极左风盛行时期，由他主持的会议上，几乎没说过浮夸话。他要说就说大实话，言简意赅，句句在理。比如1959年10月24日，在常委会上讨论工作时，针对有人高谈阔论、目标宏伟，他脱口而出说：“不要吹牛，力戒浮夸，否则起反作用。”这正是彭德怀被罢免后不久，彭德怀夫人、校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刚刚检讨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彭德怀的认识，余音犹在，马建民就放出此语。
马建民主张大胆使用右派。在学校会议上，他曾多次提醒大家说：“我校现有56名右派，很有潜力。理科右派能不能教课？我们忙乱不堪，他们却无事可做。”他又举了数学家、一级教授、原师大副校长傅种孙为例说：“傅种孙可否教课？有人怕他教得好，盖过党员，会影响党的威信。这样顾虑对不对？”
他还说：“朱启贤可以教逻辑，李庭骏可以教化学……他们比刚毕业的新教师好得多。”
1961年8月23日，在常委会上，马建民提议让陈景磐做中国教育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湘做外国教育史教研室主任，并说就是挂名也可以。因为他实在不忍让这两位著名学者被闲置不用。
1962年7月，学校党委开始研究为一批“右派分子”摘帽。马建民每次都积极推动这项工作顺利进行。他曾很公道地说：“傅种孙一心想把师大搞好，可以摘，也有影响，在数学界有大影响。”
后来，学校又曾多次为右派和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师生员工甄别，摘帽，马建民都很积极。
对曾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学生，马建民指示说：“学生被批判为白专的，这次留校干部也可以留下几个。这样影响好……要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否则容易僵化。过去念书多的不是白专。”
1965年下半年，马建民带队到山西“四清”。当评选“四清”先进分子时，有人将上海女同学能多日不洗头发，不洗澡，甚至生了虱子也作为先进事迹上报。马建民纠正说：“我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应该是思想上三同，更靠近他们，而不是与他们的不讲卫生三同。”
天文系是师大唯一的非师范系。1967年夏，该系同学也与其他师范专业一样分配了。这极大浪费了人才。天文系老师向马建民反映了这个问题。马建民说：“我陪你们去找科学院的秘书长秦力生同志，他是我的老战友。”于是陪同天文系的同志找到了秦力生，对方马上表示：“今后我们接受北师大的天文系毕业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很多当年的毕业生都成了我国各天文台的骨干和专家。
马建民爱护干部。1959年时任北师大党委宣传部长的张刚因为给“肃反”中遭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赔礼道歉，而受到党内处分。马建民对此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对她很信任，支持她的工作。现在，张刚已经是耄耋老者，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充满激情。
60年代，马建民家有个保姆，是抗战时期的堡垒户。多次掩护八路军，可土改时仍被划为富农。解放后境况很差。马建民就将女主人接到家，一方面帮自己料理家务，一方面解决了堡垒户的生活困难。
一次马建民去青岛开会数日。其间，正赶上杨沫心脏病发作。蒋秘书立即从学校派车送她看病。当马建民从青岛回来时，感谢之余还追问派车付钱了没有。直到问明情况，补交了车费。
困难时期，学校按规定分给马建民一些生物园地自产的农产品。他表示不要：“我要和广大教职工一样的待遇。”那时，他也营养不良，腿部浮肿。
……
小册子上写的有些事，我头一次听说。真没料到父亲在北师大的口碑那么好。难怪他去世后，那么多人给他送行，有人还哇哇痛哭，比我伤心得多。
四．淡泊名利地位
据秘书蒋雪姣回忆，1958年11月21日父亲第一天来北师大上班。为迎接他，自己提前十分钟到了父亲办公室，见他已经提着暖水瓶去打水。蒋秘书说：“有工友给打开水。”父亲说：“我好手好脚的，干吗要人伺候？”
当天晚上党委会结束后，蒋秘书通知司机班来车送他。他说：“我骑车来的，就骑车回去。”
母亲在1951年10月19日日记中也提到，父亲兼了新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后，秘书处长告诉他有一辆车可供他上下班和工作用，但他表示还是骑自行车方便。当时乘小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少人想乘而没条件乘，父亲却断然拒绝接受。到北师大后，蒋秘书说学校也为他配了车，仍旧谢绝。只有去上级单位或外单位开会才用，平常仍旧骑车上下班。有时到其他单位开会，比如参加师大女附中的庆典活动，也骑自行车去。他曾对老战友说：“骑车可以节省汽油，又可以锻炼身体。”无论严冬酷暑、刮风下雨，父亲就像个老工人、老职员般在北京拥挤的自行车群中上下班。谁也想不到他是个老干部，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年在十分区根据地，父亲的名气远比母亲大，雄县、霸县、文安一带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马建民。但1958年，母亲的《青春之歌》小说和电影公开发表上映后，轰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母亲的名气压倒父亲。有人询问父亲，《青春之歌》里面的江华是否是他时，他总微笑着说：“不是，不是，那是艺术作品，是集中了几个人的事迹于一身的。”一点不挟这本书出名而抬高自己。那时候，各界人士，包括政要、记者、演员、大学生纷至沓来，或采访或拜见或邀请母亲参加活动。父亲力劝母亲，一律不要接受采访和外出讲话。但母亲嫌父亲太绝对了，没有接受。
以后所有邀请采访母亲的活动，父亲概不参加，概不陪伴。他甘于默默无闻，没有因为母亲出名，而挤在母亲身边，跟着去出名。
天津聚集了很多冀中工作过的老干部。60年代初，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来信约请父亲撰写回忆录。他平静地对蒋秘书说：“你就以我的口吻写一封谢绝信吧。”
据秘书蒋雪姣回忆，马建民家的生活非常平民化，屋内陈设简单普通。保姆曾对她说，马校长每天只给她一元钱买菜。
他确实平民化，都有些过分了。家里所有孩子都说他小气抠门。他和母亲的钱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手纸从来不买，都让母亲买。母亲有事管他借钱绝借不来，母亲经常埋怨他吝啬，跟葛朗台一样。保姆患病，求他预支一个月工资也不给。我在内蒙古草原上，多年受苦，衣服褴褛，写信请他给买件涤卡上衣。他在回信中一笔笔算账，说他负担多么重，没力量给我买涤卡衣服。连队里很多平民子弟、小干部子弟都穿上了涤卡衣服，我却穿不上。
可是，他对外人却挺大方。老战友、深泽老乡武光在文革中被新疆造反派定为最大的走资派和叛徒，处境凄惨。1967年秋在好心人帮助下，他逃到北京，躲在航空学院，因被停发工资，生活极其困难。父亲曾冒着危险两次去北航看望武光，还送钱给他。后来父亲被揪出来后，这成为父亲的一大罪状，被迫一次次检讨认罪。抠门的父亲能为战友慷慨解囊，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给保定的一个老部下、不知名的小干部又寄钱又寄东西，令家人无法理解。
父亲有个优点，不那么想升官，没啥功名心。50年代曾要调他到山东当文教书记，他竟然不去，不想离开北京。文革后，一提起这事他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有远见，躲过一劫。他心有余悸地对母亲说，各省的文教书记哪个有好下场，全被打倒，有的还丢了性命！他要去了，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结果将他调到北师大当副校长，曾主持过一段工作，后被中宣部调去的程今吾取代，他坦然
接受。北师大的教职员工都比较同情他，感觉他有点受排挤，文革初期还一度把他“三结合”进革委会。只是江青说深泽有个叛徒窝后，他才被从革委会里揪出来。他跟张春桥是《晋察冀日报》的老同事，彼此很熟。张后来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父亲从不理他，自己挨整后，靠边站多年，也没找过他。
他不喜欢摆谱，不显山露水。解放初期，单位给家里派驻了警卫员，他主动退掉，认为和平年代不需要。我填表时，出身不让我填革命干部，非让我填革命职员，好像他不是个领导干部，是个小职员。我没听他的，因为同学们都填革干，没有填革命职员的。回深泽老家时，他低调不张扬，从不惊动县里。老家亲戚受了欺负，向他诉苦，他一点没有打狗欺主的反应，绝不利用关系报复对方。
五．他是农民的儿子
父亲有些农民的毛病，家长制观念浓厚，在家里实行独裁统治，一切他说了算，缺少民主作风；感情粗硬，缺少小资情调；过日子节俭，保姆买菜要记账，周周都要向他报账，墩布条都快掉光了，也不扔，把我的破裤子撕成条条绑上再用。所有家具都又破又旧，舍不得买新的。他还有保存资料的习惯。家里收到的所有信件、请柬、各种说明书、文艺表演节目单等全都留着，连我在托儿所的体检表、中学的成绩单都没扔掉。个人卫生也不大讲究，很少洗澡，我猜自己不爱洗澡可能来自他的遗传。
逢年过节，他会抽根烟，喝点葡萄酒，平时烟酒不沾，也不爱运动，从不锻炼，特别反对哥哥练武术，认为不文明，不像个读书人。比较爱看古书，文革靠边站后，他醉心搜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资料，写的材料有一麻袋。后来他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党委书记，业余时间依旧干这事，干得特别投入。冀中抗战史料，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把心思完全放在这上面了。可惜大方向没搞准，花了许多年，付出了很大精力，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父亲来自农村，有很多农村的朋友。最值一提的是他帮助雄县农民王新（王汉秋）翻案。王新是一位开明绅士，《吕正操回忆录》中有关于他的记载。抗战时期他就把自己的土地捐出，并向父亲献过一个手指头表决心。解放后王新被定成地主，判处死缓，1960年饿死狱中。1985年春，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他非常震惊和惋惜，开始为王新写信呼吁。他有关节炎，双腿都罗圈了，还四处奔走找人。但同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没有完成此事。此后母亲继续为这个人呼吁，经过老战友刘秉彦的过问，最终给平了反。
他迷信73、84没有病、阎王爷也要招你走的说法。1984年春节，他73岁了，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流着泪给每个孩子200元钱，希望大家帮他渡过这个坎儿。从小到大，这是他第一次过年给孩子红包，我感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当时200元是很大的一笔钱。
父亲去世后，《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很小的消息，聂荣臻、姚依林、胡乔木、刘澜涛、吕正操、邓力群等送了花圈。遗体告别会上，我想流泪却流不出来，毫无悲伤之感。胡乔木、乔石、胡绳等首都各界600多人向他鞠躬告别。
六父亲的恩惠
父亲已经去世30年了。我常常会想起他，无法把他忘掉。因为我居住的房子就是北师大看在他的面子上给的。
1985年父亲走后，北师大收回了柳荫街的院子，又给母亲在校园里安排了一个五居室单元。通常，人不在了，没必要给其家属安排住房。何况那时候，父亲早已调出北师大，母亲亦跟北师大毫无关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父亲在北师大的威信多么高，人缘多么好，北师大对父亲多么关照。母亲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为止。以后又成了我的住处。由于从美国回来后，没了经济来源，我的房租、烤火费拖欠了好些年，北师大也没催我交。若在美国这么多年不交房租，不被赶走，也要被起诉到法院。可我住在北师大赊欠了数万元房租，却没人跟在屁股后面催。每每想到此不由得念叨起老爸，这是沾的老爸的光啊！虽然他生前不喜欢我，冷淡我，但也本能地要对他萌生感激。
每逢来到十分区——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热情接待时，也总要让我想起父亲。
鉴于拖欠房租太多，在母亲去世18年后，我只好将其中两间房租给一兵团二代。这才把所欠房租、烤火费全部补交上。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再不用发愁没钱加油、没钱升级电脑、没钱请朋友们吃贵一点的饭……这种种改变，全靠出租房子有了些收入。心里不由得又暗暗想起父亲，追忆这个曾经毒打过我的人……我能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靠他的关系，母亲才能把信递交到总理办公室；我能离开内蒙古兵团，也是靠他的关系——大同的高万章叔叔全力帮忙；前女友韦小立能分到北京也是靠他铁道部的关系高万秋叔叔……不管怎么说，人生几个关键大事上，都沾了他的好处。岁月悠悠，别人可能都忘了，我却忘不了。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异常复杂，百感交集。所以，近两年来，一直琢磨着给父亲写篇文章。
常常有人说：对自己亲人都不好的人，不会对外人好。可父亲的表现却证明这个说法错误，不是事实！他对母亲不好，对孩子不好，冷冷冰冰，一毛不拔，可是他对外人却特别好，真诚的好。总笑容可掬，热情慷慨，谦虚至极。所以1985年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为他送行。据我所知，很多老干部都这样。自己孩子的事不管，却管别人家孩子的事。对自己的亲人冷冷淡淡，对外人却热情似火。
父亲在外面慈祥和蔼，与人为善，为何在家里这么专断、粗暴呢？私下，我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单位，在大街上，在商店，对所有人都挤出一副笑容，哪怕是对看门的、蹬三轮的、居委会的等地位比他低很多的人，也满脸堆笑，一副讨好状。那些被他这么对待的人可能很感动，我却感到他的虚伪。他干吗总装笑脸呢？一副巴结人的样子。有时都觉得他这谦恭样子很可怜。资格那么老，还这么向人点头哈腰。可能是由于他在单位上、社会上处处谦让，经常带着假面具，身心疲惫，不胜重负，所以回到家后就不再控制，拿家人撒气，对孩子大打出手。久而久之，父亲跟家人的关系都不好，所以就越发对外人好。小胖姐姐曾控诉：“他是家中最大的压迫者、统治者、凌驾于人之上的太上皇……”母亲跟他分居多年，就差离婚。
他或许觉得对孩子好，孩子不感谢他，以为是应该的。而对外人好，外人会对他尊敬和感激。他从家里得不到温暖，从外人那里能得到温暖。所以对外热，对内冷，胳膊肘往外拐。那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生活冷酷，很多干部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极度压抑，回到家就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滥施暴力。这种在外面一个面孔、在家里一个面孔的双面人干部，恐怕不止我父亲一个。何况当时全社会都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母爱父爱，“儿女情长”成了贬义词。不儿女情长才被提倡。对同志热情友好会受到表扬，而对老婆孩子热情非但没人表扬，还会给人以觉悟不高的印象。
父亲没想到1963年12月31日那次痛打我，招致我给周总理写信控告他，让他头一次感到儿子是个危险的“内奸”。1967年4月29日，北师大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天，我由于去越南把钱花光，向他讨钱未果，又让同学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当着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等领导的面，从背后给被“三结合”的父亲狠狠一刀，让父亲的心流血。
我记仇，父亲也记仇。父亲唯我独尊，专横霸道，狠狠打我不对；我年轻气盛，睚眦必报，揭发他也过分。
现在，父亲已经走了30年了，我一点儿也不恨他了，岁月冲淡了过去的伤痕。每年清明还到八宝山去看看他，擦拭一下他盒子上面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