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全文阅读

1997年9月5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升腾。

跛脚的妈妈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妈妈用五个鸡蛋和邻居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学费，推着一整车蔬菜在去镇里的路上扭伤的。

端着碗，我哭了，我撂下筷子跪到地上，久久地抚摸着妈妈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

我的家在天津市武清县大友岱村，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名叫李艳霞。

我家太穷了。

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4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

7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

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用线捆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着用，妈妈心疼得有时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

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越学越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会比读书更快乐。

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小数分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也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

1994年5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五县学生中唯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

那年6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

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

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1万多元的债。

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

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

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

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了，爷爷一急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

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里，每天跟着妈妈下田干活。

过了两天，我和爸爸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

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

你疯了，以后整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

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

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是独一无二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让他念下去。”

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600元，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

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我吃多少苦？

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的躺在炕上。

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

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英文，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扩散的。

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便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

妈妈借了6000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生要爸爸赶快动手术。

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

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

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没有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在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

三亩地的麦子，全靠她一个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瘸一拐的……

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

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60元到80元，比起其他同学的200元到240元，实在少得可怜。

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钱。

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儿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儿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

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

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

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6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给我做计算纸用）和一大瓶黄豆辣酱，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5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酱和咸菜吃；

我也是唯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

我还是唯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

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

母亲来的时候，我向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顾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能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

我有点儿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

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

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学习障碍。

1996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

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

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只攻数学，一定能赢。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竞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

缴完报名费，我把必备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连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

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就是穿着它们去见美国总统也不怕。”

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我们从早上8点30分到下午2点，整整做了5个半小时的试题。

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第三个是我。

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嘁道：“妈妈，您的儿子成功了。”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

那天晚上10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开门的是爸爸，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妈妈。

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礼堂里座无虚席，妈妈和市教育局的官员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妈妈。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

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

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拖到40里外的县城去卖。

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但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1角钱1斤成交。210斤白菜应该换来21元，买主只给了20元。

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

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18.25元，买完书只剩下1.75元。

妈妈只给了我0.75元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1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

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40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

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80里路的车。

我后悔得想打自己耳刮子。

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你考哩。”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

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疲了……

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