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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的年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比如照片之类的什么影像。以至于舅舅在我的感觉里永远是模糊的，朦胧的。

在我小时候，母亲每每讲起舅舅事情，大都给我们讲的是他们兄妹之情。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姥爷只有一男一女，对于母亲来说，舅舅是她童年和少女时代最亲近的人。他们年龄距离6岁，母亲的幼年的心灵里，舅舅就一直是她的保护神。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如果受到了委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俺哥哥在，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无论怎么样，在传统的中国农民家庭里，尤其在那样的年代绝对化的重男轻女思想使舅舅在家里还要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而我母亲和她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女子一样地位实在是卑微得很。比如，每顿饭，锅里面肯定只会有两个玉米面馍，这是给屋里两个男人的。即便是只有稀的，也必须等姥爷和舅舅放下手里的碗筷，才轮得上姥姥和母亲。在母亲的记忆里，常常是在她洗刷锅碗的时候，舅舅就会在背后偷偷地捅一捅她，母亲便放下锅碗，跟着舅舅悄悄地溜的房后的旮旯处，舅舅就会把自己刚刚余下的半个玉米面馍塞给母亲，母亲大口小口地赶紧着吞咽下去，因为此事一旦让姥爷姥姥知道，不仅母亲少不了一顿打，就连舅舅也会受到牵连。

我们不知道半个玉米面馍对后来基本上应该说是衣食无忧的母亲还意味着什么？不过母亲每每给我们讲起这段往事时，我们实实在的还是觉得母亲凄凉得很，孤独得很。

我的舅舅肯定不是一个英雄，可能他压根也不想成为英雄。他希望有块耕耘的田土，有个能生儿育女的女人；有一个调皮可爱的小妹妹；有辛勤的劳作，有快活的丰收……可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他的希望还是破灭了，等待他的是血腥的战场、黑色的死亡。

舅舅当兵完完全全是一种无奈，村里的老人们在给我讲起舅舅当兵的经历，我常常想起一出喜剧《抓壮丁》。不过舅舅当兵的故事实在算不上什么喜剧。（也许真正的喜剧就本身也是悲剧）

舅舅充军被点了两次，也逃了两次，（当时无论是那方派丁下来，都是由村公所均摊分配到各家各户，如果你家不想出丁，也可以，那就必须向军方补偿一笔数量非常可观的军饷）。那时候的军饷就是做军服的棉布，为了舅舅那个逃避兵役，年仅13岁的母亲和姥姥便死死地拴在嗡嗡作响的纺车上。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拼命的纺呀！织呀！母亲为了自己亲爱的哥哥那是拼了自己的命，困了，用香烧手心，饿了，喝一碗冷米汤，可这也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棉花毕竟还得用粮食去换呀，家里早就没有粮食了，就四乡八邻能够借的也差不多了。舅舅也看出家里根本是无法为他再支撑下去了，就索性自己去投了军。

母亲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冬天，一个挂着一轮凄清月亮确没有星光的冬夜。没有一丝风，黑黝黝的大山衬托下的村庄一片死寂，墨蓝色的天幕上衬托的光秃秃树枝像是随意被人勾画出道道裂痕。到井坡下，舅舅应该跟来领他的人走了，姥爷和母亲只好站在井沿边上目送舅舅远去。就在这时，已经下了山河沟里的舅舅突然转过身来，他迅速地跑了回来，到了母亲的面前，从包袱里掏出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玉米面馍，把它塞进了母亲的怀里，这一次姥爷没有阻止，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他们兄妹；舅舅踩着那冷漠的月光走了。母亲手里捧着依然包含着舅舅暖暖体温的玉米面馍，用几乎是绝望的眼睛望着舅舅被月亮拖曳得好长好长的身影，舅舅肩挎着一个白粗布包袱，在黑夜里显得格外醒目，就这个惨白的包袱是母亲一辈子最痛苦的影像……

不过，在今天我还是要暗暗地为舅舅的那个夜晚而庆幸。因为前两次在这个村子抓丁的都是阎锡山的军队，而他最后一次主动投军的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那完全是一个偶然，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当时的舅舅肯定没有意识到那个没有风的冬夜他所做出的选择，对于他、对于我的姥姥家乃至对我们这些外甥都是具有一种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以至于我的姥爷在他的一生都能够享受到人民政府给予的烈属抚恤金，以至于我们一直为拥有这样一位真正为国家、为民族捐躯的革命烈士舅舅而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荣耀。

舅舅之死，至今我也不知道任何细节，只是粗略的了解，舅舅是在八路军攻打寿阳战斗中负伤，送进了八路军的一家野战医院，可这家医院在后来遭到了日本军队袭击，所有的工作人员、伤兵除极少数被带到当时的满洲做了劳工外，其余的全部被日本法西斯残酷地杀戮在一条山沟里。和舅舅曾在一个部队后来复员回到村子里的疙瘩三老汉告诉我：“你舅舅挂的彩是在肚子上，好骇人，肠子都流出来了，别的伤号唤爹喊娘，可你舅那人烈性得很，硬是一声都不吭……是俺们把他送进医院里的，医生说：那是不要命的伤，要不了多久就会好的，可没想到狼吃的日本人包围了医院……”

不是有国际公约吗？日内瓦公约第一天就明确了：“确认敌对双方伤病员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无区别地予以人道待遇的原则；禁止对伤病员的生命和人身施加任何危害或暴行，特别是禁止谋杀、酷刑、供生物学实验或故意不给予医疗救助及照顾；医疗单位及其建筑物、器材和人员不受侵犯，但应有明显的白底红十字或红新月及红狮与日标志。”可是人类共同的约定和底线在日本军队面前轻易就践踏了，突破了。日军真的就是非人类，是野兽。

就是为了母亲、为了母亲那一辈子的痛苦，为了母亲一辈子的孤单，为了母亲那一辈子思念，我也无法宽恕和原谅80多年以前给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和平、最温良恭俭让的民族，给我认为最温顺，最善良的太行山乡亲们带来血腥和杀戮那个东方矮小、丑陋的种族。永远！永远！

1944年的秋天，已经是临近抗战胜利的前夕，太行山根据地的日本军队开始了撤离，八路军也忙于外线作战。连年战乱，无休止颠沛流离的乡亲们终于能享得那难得的和平和安宁，加上那年风调雨顺，庄稼收成也不错……母亲很清晰地记得是一个黄昏，天空中一朵朵被夕阳染红了的云彩悠然舒卷的漂移着，时浓艳、时淡妆，金色的阳光透过云彩的缝隙遗漏了出来，变成了一条条五彩的缎带，淋浴在霞光里的田野、村庄、山壑显得格外静谧、安详……在姥姥家的小院里，伴随着一阵子人们的喧哗，区公所把一份盖有边区人民政府红红大印的阵亡通知书和两担粮食送了进来。刚强的姥爷似乎早已经有了那样的预感，他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唯一的儿子已先他而去这一残酷的事实。可母亲不一样，她没有眼泪，她用几乎是仇恨的目光看着那些着灰衣的公家人，她在内心深处根本就不相信那张薄薄的纸片。

母亲总认为舅舅活着，舅舅他会在一个黄昏或者一个清晨回到她的身边，再把一个同样充满他体温的玉米面馍塞进她的怀里。 对这样一个梦想、一个奇迹，作为最能够了解母亲的小儿子我知道母亲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甚至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也没有放弃过。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为一封误投至姥姥家的信，母亲就不顾辛劳，到过河南寻找舅舅的踪迹；到80年代母亲又听说有失踪几十年的人从海峡对岸传来了音信，便打电话给北京工作的我，要我写信给有关方面查询此事。我明明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可我还是顺应了母亲的意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外专门寻找亲人的一个栏目写了一封信，至于播出没有，我不得知，我想也算是对母亲那样一个永远无法成为现实的祈盼和慰籍吧！

1986年春节前，我到武乡县县城采访，县志办的同志送给了我一本厚厚的县志，据说在当时是山西省的第一部新编的县志。因为武乡县在抗战时期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被记载在了上面，同样在上面我也看见了我舅舅的名字，在革命烈士栏目上，第546页：

“李庆和，东庄村人，1919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决死队战士，1944年红都战斗中牺牲”。

一共两行，不到50个字。一个人的一生呀！就留下这么一点东西。不过我还是为我有这样一个舅舅而感到骄傲，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个本来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草木之人，竟然和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的名字共同出现在了这样一本书里，而且将流传下去。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舅舅到底活了多少岁，看了县志，我才知道舅舅在这个世界上只度过了25个春秋。

上个世纪80年姥爷病逝，母亲回姥姥家安葬老爷，才在老爷的坟墓边堆起了一堆黄土，母亲极其庄重的告诉我们兄妹：这就是舅舅的坟。后来武乡县人民政府在武乡的长乐修建起了规模庞大，气势宏伟，烈士陵园。大哥的儿子和是在那什么也没有的坟茔捧了几把土，带到了烈士陵园舅舅的坟茔里。

啊！大海边的渔夫被海浪和风暴淹没了，要在家里留这些衣物，家里人就把这些衣物当作人掩埋在地下，堆起坟丘，这样的坟，人们管它叫衣冠冢。可在舅舅的坟茔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黄土还是黄土，8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远比汹涌的大海更加狂暴、更加凶残，它把我舅舅的一切都吞没了，连一丁点痕迹也没留下。可每到清明上坟时，我们兄妹照样要在那什么也没有的坟墓前，供上祭品，献上鲜花，烧些纸钱……

啊！舅舅，我的舅舅，我那骨头断了连着筋的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