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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了4天，我们才回到澳大利亚。不关新冠肺炎病毒的事儿，是我的错。

直到进了机场才得知，飞机早扔下我们在前一天就飞走了—我竟然把回程机票上的1月27日凌晨1时误解为第二日凌晨！

惦记着要上班，而孩子们要上学，顾不了那么多，票價再贵，也立马抢了最近一班飞机的票。1月31日，飞机终于将我们一家五口送返悉尼。

在长沙等待航班的几天里，孩子们窝在沙发里抱着被子看电视，我则不停地看手机，看各地不断上升的确诊病例数据。公司经理来短信说，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的人须自我隔离两周。

澳大利亚的新闻我也在时刻关注。准确说法是，从2月1日开始，无论哪国人，凡从中国入境澳大利亚的一律自我隔离14天。我们提前一天落地悉尼机场，按规定，无感染症状的人可照常上班、上学。但为了让公司和学校放心，也让自己安心，我们决定返澳后即刻主动隔离。奇怪的是，到了悉尼机场，没人测入境者体温，也没见什么人戴口罩。这操作，胆子真大。

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飞机停稳后，上来了两个穿防护服、戴面罩的工作人员，给每位乘客人手发一份资料。套话一箩筐，不外乎迎战新冠肺炎病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用的就一句：“发烧或者怀疑自己感染病毒者，立刻主动联系医生。”

到家，刚开门开窗，Richard便看到了我们，惊喜地打招呼。我们隔着低矮的篱笆墙聊天，他站在阳台上，我站在我家茶室窗边。我问他上班的公司有无防范措施，他耸肩摊手。两周后我回去上班，同事们个个询问我中国的疫情如何，他们没一人戴口罩，也没一人显露不安。唯一异于从前的是，洗手台上出现了灭菌消毒洗手液，尽管那时澳大利亚已出现确诊病例。澳大利亚人懒散惯了，又自恃身强力壮轻易不会得病，难免把病毒看轻几分。

Richard是我家邻居，十几年前曾娶一个广西女子为妻，现已离婚多年，但仍把中国当他的“丈母娘家”。绿景大道上十几户人家，中国人就我们一户，邻居里他和我们最亲近。每次我们回中国，他都自告奋勇帮我们喂鸡、收取信件。他说，如果信箱久不清理，难免会有浑蛋娃儿猜到住户不在家，恶搞一通，用颜料在门窗墙壁上肆意涂鸦，甚而越窗入室搞破坏。

礼尚往来，热衷户外活动的Richard去野营和旅行时，他家的猫就由我们照顾。Richard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自由出入他家，给猫喂食，清理猫砂盆里的猫粪。

得知我们打算自我隔离两星期，Richard马上说他正好要去超市，有什么需要的，他可以帮我们买回来。

我在楼下和Richard说话，大女儿蔡朵行之在楼上和她的同学叽里呱啦通电话。她们在商谈何时接Lucky回家。

之前得知我们要回中国过新年，女儿的好几个同学都积极争取做Lucky的临时小主人。Lucky是只个头儿很小的泰迪狗，是我家三个丫头的心头肉。

女儿们最后选定艾米丽帮我们看顾小狗。艾米丽是印度人，她爸妈也是爱狗人士，得知女儿被“选定”为小狗的临时主人，她爸妈乐颠颠地开车来我家把Lucky接走。我们返澳当天傍晚，他们全家出动，又把Lucky送了回来。

等艾米丽全家上车，我们才出门，打开放在门口的藤筐，把Lucky抱出来。相隔至少10米，我们跟艾米丽全家寒暄了一阵。

眼看相处了一个多星期的临时主人离去，Lucky急得要哭。看得出，它做客时，人家没虐待它。Lucky在我家，我们跟它说中文；它去印度人家里住十几天，不知人家说印地语还是英语，真好奇它怎么听得懂。

目送艾米丽家的车远去，回头进门，瞥见门口摆着两瓶消毒洗手液。我们猜半天也猜不出谁是“活雷锋”。过了两天，Richard才跟我们讲是他买的。虽然我说家里不缺什么，但他去超市，看到人人都买消毒洗手液，顺手就帮我们拎来两瓶。

Harry也给我们送来了消毒洗手液。牛奶、面包、生菜、卫生纸是我们开给Harry的清单，委托他帮我们购买。消毒洗手液则是他“私自”添进去的。

得亏他们的英明决断，没过多久，消毒洗手液果然成了超市里第一个限购的防疫商品。

Harry是加拿大籍华人。多年前我在《读者》（原创版）上登了篇《澳洲租房记》，写在Gosford租房的事。Harry看到那篇文章，找到我的博客留言—他和妻子Grace居悉尼，在Gosford海边买了栋度假别墅。

当时的Gosford没几个中国人。在那座海滨小城，中国人见中国人格外亲。近10年过去了，我们交情日深。

隔离时，有天我在微信“朋友圈”说：“啤酒配酱板鸭一定很爽。”酱板鸭真空包装，是我从中国带来的。Harry隔日打电话给我：“在你家门口放了箱啤酒。”我乐，不过说句玩笑话，他竟当了真。

Grace来自广州，入了澳籍；Harry是加拿大籍，按规定，他每住满3个月，得离澳境一次。这是一对事业有成的夫妻，每年几乎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境外度过。去南极，游历欧洲，在加拿大和中国轮流消夏。他们周游列国时，他们的海滨豪宅我可以自由出入，他们早已把电子锁密码告诉了我，我背得滚瓜烂熟。

隔离期间，同为中国人的美华是跑我们家最勤的人。

美华60多岁。我家三个丫头想喊她奶奶，她赶紧指正：“喊阿姨，阿姨比奶奶年轻。”

她来自台湾，来澳大利亚40多年了，丈夫詹姆斯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每隔两天，她就拎些蔬菜水果悄悄放在我家门前，然后打电话通知我们开门取。

我家的后花园有三分之一被我开辟成菜地，自己种的瓜菜根本吃不完，看美华买那么多蔬菜水果送来，妻子一再感谢，反复强调“太多啦”。美华不管，反过来批评我们吃得太少了。她说一定要多吃，多吃才身体好、免疫力强，才不怕病毒侵入。

没想到的是，等我们安全度过隔离期后两个半星期，美华夫妇却被隔离了。

他们去年预订了环游世界的邮轮船票。疫情期间，旅游公司想按计划执行这趟航程，每人3万多澳元的票，自己取消行程的话就没的退了。更主要的是，詹姆斯80歲了，身体不大好，若放弃这次环游世界的机会，或许再无可能了。哪料邮轮还没开出澳大利亚，疫情升级，澳大利亚政府明令禁止国民出境游。在西澳大利亚珀斯，美华他们匆匆下邮轮，住进当地酒店，隔离了两个星期，后坐飞机返回悉尼，按规定，到家后又须隔离两周。我们随即加入给美华家送蔬菜水果的队伍。

怕这对老夫妇在家吃得乏味，妻子特意自己动手蒸了点心、烤了蛋糕，趁热送到美华家门口，坐等她出门取了，再放心回家。孩子们也要求“送温暖”。二丫头奥黛丽，6岁，自作主张拿出最强本领，画一幅画送给美华和詹姆斯；3岁的小丫头学姐姐，将自己命名为“彩虹”的涂鸦画作送给美华阿姨。我们种的玫瑰，还有孩子们在后花园捡的一块带花纹的漂亮小石子，也被孩子们当成贵重礼物送给了美华。

美华感动得把小丫头们夸了又夸，又赞扬我们育儿有方。实际上主要功劳不归爹妈。每逢父亲节、母亲节以及其他节日，澳大利亚的学校都会提醒学生给父母准备小礼物，年复一年，孩子们已养成表达爱的习惯。我每次过生日，定会收到三个丫头的“厚礼”。

我们返澳后正值澳大利亚的雨季，草木猛长。有一天，我在二楼书房敲键盘，听见机器轰鸣。推窗一看，左邻Richard正推着剪草机在我家前院的马路边忙活。发现我看他，Richard关了机器，指了指疯长的草皮，说是担心市政厅给我开罚单。每家每户门前的草地虽然没划入私家花园的范围，但如果任由杂草疯长，市政厅也会罚你没商量。

我家入户车道右侧还有一块细长条状草地，右邻丹尼斯每次剪草，招呼都不跟我们打，次次帮我们剪得齐齐整整。现在赶上我们在家隔离，那就更不用提了，从不劳烦我们动手。

有天早上，门缝塞进一张纸，上面写着商店的口罩到货了，问我们需要不。落款：丹尼斯。丹尼斯的女儿前年从英国伦敦搬回来，现在药店上班。

隔离时，女儿不去上学。大女儿蔡朵行之读中学，她的4个好友分别是澳大利亚人、韩国人、印度人和一个中外混血儿，上数学课和日文课时（日文课是选修课，澳洲的中学生都要选学一门英文之外的语言），她们轮流打开手机视频，帮女儿在家听课。我问女儿：“她们不担心你的成绩好过她们吗？”蔡朵行之反问：“她们干吗担心我的成绩好过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