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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最难的是将自己患病的消息告诉所爱的人。在我陷入这个困境的前几年，我一直都在给我们医院的医生做一个题为“如何说出来”的演讲。轮到自己时，我却发现不那么轻松了。

事实上，我害怕极了，因此一直拖延着不敢说出来。我在匹兹堡，我的家人在巴黎。这是一个他们无法逃避、只能承受的打击。我首先一个个地告诉了我的三个兄弟。令我大感轻松的是，他们的反应都很简单直接，没有惊慌，也没有用笼统的套话来安慰我或者宽慰他们自己。他们没有说“这没那么糟，你看，你会成功的”这类貌似鼓励，实则是担心对方还能活多久的陈词滥调。我的兄弟都恰当地表达了他们的悲痛之情，令我安心了许多。他们都爱我，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给父母打电话时，尽管已经与我的兄弟“演练”过了，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我害怕了，遇到困难时，母亲总是很坚强，但父亲已经上了年纪，我觉得他会受不了这个打击。虽然我还没有小孩，但是我明白，发觉自己的孩子得了重病要比得知自己得病痛苦得多。父亲在大洋彼岸拿起了电话，我能听出来接到我的电话令他很高兴。我的心一沉，好像自己将要向他的胸口捅上一刀。

我按照自己教给同事的方法一步步地来。第一步，简短地陈述事实，就像这样：“爸，我发现自己得了脑癌。所有检查结果都一致。病情相当严重，不过还不是最糟糕的那种。我可能还会活上好几年，也不会太痛苦。”第二步，等待，不要说空洞的话。父亲说：“哦，大卫，这不会是……”然后他顿住了，我们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我又等了一会儿，想象他此刻正在桌旁，那姿势如此熟悉，他坐得笔直，准备处理手头的事情，就像他一辈子都在做的那样。即使是最困难的情况，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与之抗争。接着，我做了第三步，谈谈实际的行动。“我会找一个能尽快动手术的医生，根据手术的情况，我们将决定是做化疗还是放療。”父亲一直听着，表示同意。

不久之后，我发觉疾病让我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突然之间，我借助疾病重获了某种自由，从孩提时代就压迫着我的重负现在一扫而光。我从无止境的竞争中解脱了，不用再力争出类拔萃，不用总是要走在研究领域的前沿，不用再担心考评的优劣，也不用再证明自己的能力。头一次，我感觉自己能卸下包袱，自由呼吸。

就在同一周，安娜为我写了一首灵歌，令我感动落泪。当歌声响起时，我似乎感觉自己已为此等待了一生：“我要放下沉重的包袱/走在河滩上/不再沉迷于征战/我要放下剑和盾/走在河滩上/不再沉迷于征战……”

（小 果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每个人的战争》一书，刘 璇图）